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22/6/1 点击：1082
从“化”视角审视庄子的技术思想
孙守领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化”是庄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具有“自化”、“转化”以及“教化”等多重含义。从“化”的视角看，庄子的技术思想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技术的生成，他认为技术是从材料的选择到操作的方法再到长期的训练，并实现某种目的的人为活动；二是在技术的使用上，他指出世人因“人”而异，因“利”视导，不关注物物之间的共性；三是对技术治理的思考，他强调，既不能对技术过于乐观，也不能完全退回到“至德之世”，而应“与时俱化”，顺势而为。“化”这一研究视角不仅使庄子的技术思想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还对超越“道”“技”之间对立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庄子；化；技术；物；道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SK2018ZD00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9D109）
作者简介：孙守领（1992-），男，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技术哲学、先秦道家哲学。
在技术哲学研究领域中，先秦道家庄子的技术思想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道”与“技”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上。在西方二元论观念的影响下，《庄子》“技巧章节”中“道”“技”关系相互矛盾：“技”既进乎“道”，又背离“道”。学界对此很难有个合理的解释。尽管有学者试图通过构建一个“艺”的概念，消解“道”与“技”之间的对立，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平衡发展目标[1]；还有学者把“道”与“技”统摄在“大生命视域”下，“道”与“技”共通互融，都是关切生命的持续存在与人类的长远发展[2](P8-11)。然而，这两种对庄子技术思想的阐释似乎远离了庄子之思，既没有置于“道”的框架，也没有真正关注“技”。鉴于此，本文从“化”的视角来审视庄子的技术思想：从“自化”的视角看，技术的生成是从材料的选择到操作的方法再到长期的训练，并实现某种目的的人为活动；从“转化”的视角看，世人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因“利”视导，不关注物物之间的共性；从“教化”的视角看，对技术的治理既不能对过于乐观，也不能完全退回“至德之世”，而应“与时俱化”，在顺势而为得以养生的同时，以一种“以天合天”的态度对待人与自然。由此可见，庄子之“化”是连接“道”与“技”的媒介，具有“道”与“技”的双重特性，这对《庄子》“技巧章节”的理解更具张力，也使庄子的技术思想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
一、万物本身的“自化”与技术的生成
“道”是庄子哲学的立论基础。庄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由”[3](P375)，天地之始，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根本。同时庄子又指出，天地万物的产生皆源于“化”。他说：“天地虽大，其化均也。”[3](P131)“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3](P201) “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4](P399)在这里，“化”具有与“道”同等的意蕴，都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但是，“化”还具有了“道”所不能及的内涵。庄子说：“已化而生，又化而死。”[3](P256)在他看来，“化”能直接体现生死的循环变化，而“道”则不能。因为“道”与万物的生死变化是通过“得”与“失”来体现的，“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3](P375)
站在“道”的立场上，庄子认为，“化”的根本主旨也是“自然”，并提出“万物皆自化”的观点。所以，万物不仅因“化”而生，而且“万物皆化”的关键还在于“自化”。所谓“自化”就是顺其自然本性的发展而变化。他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3](P187)在庄子看来，万物本身的生长变化，无时无刻都在改变，其行为的该与不该也都是原本自然的生发。比如，“鸡鸣狗吠，这是人所知道的，即使有大智慧的人，也不能用语言来说明它们之所以会鸣叫的原因，也不能用心意去推测它们还会产生什么动作。”[4](P802)故庄子又说：“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3](P320)因此，庄子把“自化”看成是“自然”或“无为”的行为变化。他说：“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3](P125)他认为，“无为”是“自化”的条件。只要顺任自然无为，万物就会自生自化。由此可见，万物的产生及其自身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其“自化”行为。
然而，技术的生成并不是“自化”的行为。技术是人赖以谋生的手艺，是人为的活动，它的生成需要工匠经过长期的训练，遵照一定的规则，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合理的操作，以实现某种目的。
首先，在材料的选择上，工匠往往以“用”为准绳，选择有用之材。匠者之所以对大树“樗”弃之不顾，是因为其无用，“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3](P10)。栎社树虽美，匠伯却不肯视，因其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3](P54)大木有异，“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3](P54)故为无用的木材，以至于长得大而无人砍伐。相比较而言，楸树、柏树与桑树则不能长寿在于其有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3](P55)因此，它们在寿命中途就被斧头砍死。
其次，在操作的方法上，工匠都有“数”在其中，遵照一定规则行事。庖丁解牛好道进技，“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3](P37)轮扁斫轮以事观之，“徐则甘而不可，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3](P161)痀偻者承蜩有道，“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3](P212)津人操舟若神，“彼视渊若陵，视舟若履，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3](P213)梓庆削木为鐻有术，“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3](P219)
再者，在长期的训练上，工匠皆有“志”于技巧，甚至用其一生去坚守。痀偻者承蜩志在累而不坠，“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3](P212)庖丁解牛志在善刀而藏，“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3](P37)汉阴丈人取水志在知而不为，坚持“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3](P141)，而对省力的机械不为所动。轮扁斫轮志在不授，“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3](P161)，认为可传授的知识都是糟魄，故到了七十岁还在亲自斫轮。
最后，在实现的目的上，工匠总能置“身”而事外，不为技术所系。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3](P37)庖丁以自身合牛身，顺着牛身的自然纹理用刀，不仅解牛如土委，还呈现歌舞之美，而且更是得以养生。痀偻者承蜩“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3](P212)痀偻者心无二念，不反不侧，凝神会精，不为外物纷繁而改变对蝉翼的注意，不仅承蜩不坠，而且还达生。津人操舟“彼视渊若陵，视舟若履，犹其车却也。”[3](P213)津人不重外物，对覆没倒退的万种景象从容不迫，对自身安危无所顾惜，故能安然渡过觞深之渊而未死。
由此可见，技术的生成不同于万物的生成，它不是遵道而行、顺其自然的“自化”行为，而是在材料的选择上以“用”为准绳、在操作的方法上有“数”在其中、在长期的训练上皆因“志”才有所成以及在实现的目的上又总能置“身”而事外的人为活动。
二、物物之间的“转化”与技术的使用
基于“道”的判断标准，万物本身不仅能“自化”而生，而且物与物之间还可以相互“转化”。在《知北游》中，东郭子问庄子说：“所谓的道，在哪里？”庄子回答道：“道无所不在。”它既在动物蚂蚁中，又在植物稊秕中，还在矿物或人工物瓦壁中，也在废物屎溺中。也正是因为如此，物物之间才能相互“转化”，才有《逍遥游》中的“鲲鱼化鸟”、《齐物论》中的“庄周化蝶”、《大宗师》中的“左臂化鸡”、《至乐》中的“胡蝶化虫”、以及《外物》中的“藏血化碧”等之说。
但是在庄子看来，这些物物之间的“转化”又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实质性的转化。在《逍遥游》篇首，庄子就描绘出一个“鲲鱼化鹏鸟”的场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3](P1)“化”的含义在这里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很让人费解：鲲鱼怎么会变成鹏鸟。为此，庄子又在后面的小节中指出“鲲鹏之化”是实质性的变化。他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3](P1)从表面上看，庄子这里是在说“积厚”的意义，而实际上是在总结前面鲲鹏变化之意。意指北冥之水不厚，则不能养大鲲；鲲若不变化为大鹏，则不能致远大用；鹏鸟若非大风，必不能远至南冥。可见，鲲与鹏之间更多的是实质不同。
其二是形态上的变化。在《至乐》篇里，庄子还勾勒出一幅由“几”到“物”再入“机”的生死流转、循环变化图景：“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3](P206)在他看来，虽然物的种类有很多，但事物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都有道存在物中。因此，物与物之间才能循环“转化”。尽管这在现在看来是如此地不科学，但也暗含一定的道理，即宇宙万物的“化”，不是无穷地产生新质，而是彼此间互相转化。
其三是观念上的转变。在《齐物论》篇末，庄子阐述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庄周梦蝶”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3](P35)在这里，“庄周化蝶”并不是指庄周真正地变成蝴蝶，而是对事物观念上的认识转变。一方面，庄周感觉自己在做梦中，与蝴蝶没有本质区别，都能自由自在、翩翩起舞；另一方面，他又自己身处在现实中，和蝴蝶必定又有所分别，都有其名称、有其职能。对此，徐复观先生解释道：“对万物的变化，保持观照而不牵惹自己的感情判断的态度。”[5](P392)然而，世人却只注意到了“物”“我”之分，并没有关注到两者之合，所以他们会被名所累。相反，庄子却物我两忘，逍遥至乐，“相忘于江湖”[3](P84)。
相比较而言，庄子并没有直接谈及技术之间的转变，而是更多地去强调在技术使用上的变化。一方面，技术的使用会因“人”而异，不同使用者运用同一技术存在一定差异。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3](P9)同样是不龟裂手的药方，宋人为药于身，只用于漂洗絮丝，防止气候严寒下手皮冻裂；而在客商那里却能委身于异，献给吴王用于水战，以获得割地封赏。庄子又说：“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3](P220)同样是驾车，东野稷驾车进退往来如绳一般的直，左右旋转如规一般的圆，这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庄子还说：“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3](P221)同样是用手旋转，工倕的技艺超过用规矩画出来的圆形图案。
另一方面，技术的使用还会因“利”视导，同一使用者运用同一技术也会有所不同。庄子说：“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3](P212)虽然痀偻者承蜩有道，但是承蜩的效率在不断提高，从在竿头上累叠两个丸子而不掉落到累叠五个丸子而不掉落。庄子又说：“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3](P213)虽然津人操舟的技巧是一样的，但其在操舟时有所顾惜，重视外物，进而内心就会笨拙而不能从容，便会心生恐惧，甚至覆没深渊。庄子还借伯昏无人之口说：“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3](P246)同样是射箭，有心的射与无心的射不同。在平地上，列御寇心境屹然不动，射箭确实能百发百中；但身临百丈深渊，惊慌目眩，想射中目标就很难。可见，技术在使用上因“人”而异，因“利”视导，发生变化。
正是因为如此，技术产生正面与负面两种结果，尤其是造成诸多负面影响[6]：首先，技术的使用能造成社会道德的衰变。庄子认为，技术是国之利器，不可以轻易示人，否则就会造成道德衰变，“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3](P180)其次，技术的滥用还能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庄子指出，上位者喜好运用机智而无道，天下就会大乱，“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罯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3](P114)最后，技术的过度使用也能造成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庄子强调，重视功利技巧会导致人的本初善心的遗忘，“功利技巧,必忘夫人之心”[3](P142)就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技术的本质，以至于把技术当成主体，人与技术的关系本末倒置，人为外物所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3](P181)。所以，庄子对技术持有批判之意，尤其是批判背离“道”“德”根本的技术使用。
概言之，在使用技术过程中，世人往往未能注意到物之内在可“转化”的共性，而是以物之外延难“有巧”的殊相为标准，因“人”而异，因“利”视导，远“道”离“德”，进而被庄子批判。
三、社会政治的“教化”与技术的治理
除了有“自化”和“转化”之意，庄子之“化”还有其本义，即社会政治“教化”。《说文解字》曰：“化，教行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解道：“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7](P388)显然，“教化”是指一种上行下效的政治行为，统治者怎么施教，百姓就跟着效仿。如果统治者无为，那么百姓则自化；如果统治者标榜仁义，那么百姓则信奉仁爱义理。可见，社会政治的“教化”的结果与统治者的施教方式有关。
在《应帝王》篇首，庄子借蒲衣子之口道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施教方式：一种是以虞氏为代表，标榜仁义以笼络人心，故“未始出于非人”；另一种是以泰氏为代表，纯真质朴，知见信实，以“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反对前一种“教化”方式，他认为“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3](P93)是“欺德”行为。虽能使人“孰敢不听而化诸”，但始终难以使人心真正顺服。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治国，教化民众，“犹涉海凿河而使蚁虻负山”，不可能成功。正如《缮性》篇所言“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3](P180)在庄子看来，尧舜的德性不是本真的德性，而是衰落的德性。倘若尧舜治理天下，大兴教化，则会导致世人离道险德，舍弃本性而顺从心机。
庄子指出，后一种“教化”方式才是真正的为政之道。即“对于国家而言，若皇上能做到慎独、诚意，则臣僚、百姓翕然从之，自然政通民和、财用增加，远人来服，此为政治之本、教化之本。”[8]他认为，真正的圣人治理天下，不是依靠外在的经式法度，而是“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3](P93)；不以我强加于人，而任人因循自然、各尽所能。具体而言：一是圣人担当表率，不张扬表露，虽功劳能广传于天下，却像和自己不相干；虽教化能施及万物，但百姓并不知帝力何加，故“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3](P94)二是治理任性无为，不多加干预，设官施教很是适宜，提拔任用皆有贤能，明察实情以本性为，言行自然均能化育，则“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3](P144)。三是人人自正而为，不离开本位，官吏自任其职，百姓各处其事，互不侵犯，故“天子诸侯大夫庶人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3](P373)由此可见，庄子的社会政治“教化”所要强调的是顺人性之自然的无为之“化”。
然而，在技术的治理上，庄子则有多重思考。从乐观主义者的角度，理想化的技术可以通达于“道”。即“庄子以‘技’来呈现的‘道’境，就是在技艺达到纯熟的条件下，技艺活动中的知性成分逐渐消解，技艺操作不再是有意识、有智巧地进行的，而变成一个由直觉指引的过程。”[9]庖丁回答文惠君在其解牛技术何以至此时，就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3](P37)轮扁者回答桓公关于可传的圣人之言何其糟粕时，也指出：斫轮之技，“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3](P161)痀偻者回答孔子在其承蜩有什么方法时，还指出：“我有道也。”[3](P212)在庄子看来，技术是否背离“道”的关键在于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者有“道”，遵道而行，顺道而为，其技术操作就能得心应手。相反，技术使用者则“天机浅”，心神不定，不能载道，其技术操作就为外物所役，结果也会发生变形，损人且不利己。因此，只要技术循乎于“道”，技术使用者把“道”作为操作的依据和方法，循着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进行，人与自然都能长存。
从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现实中的技术是人为智治，从根本上背离“道”。正如伯乐治马的技术，首先强行改变马的身形，“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3](P108)；然后利诱治理马的心性，“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生筴之威”[3](P108)；最后形成马的机智与和人相抗拒的动作，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3](P109)。而原初的人民则自然任放，“织而衣，耕而食”[3](P108)；技术也朴拙无心，“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3](P108)这也是庄子所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现实和理想技术社会的对比，彰显了技术的素朴本性，批判了技术的智巧异化。庄子认为，只有人无知无欲，本性才不会离失，技术才会返璞归真，“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3](P108)所以，庄子以退为进，“绝圣弃知”[3](P121)，进而消解技术异化，回归纯朴本性。
除此之外，庄子还指出一个既非乐观主义又非悲观主义的中道之路。他把技术的理想状态和现实情境结合起来，既“循乎道”又“通乎变”，以超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做法。庄子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3](P224)虽然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似乎是妥当的，但是材与不材都不必然免于累患，原因在于大木以无所用而见存，而家雁以不材而见杀。所以，在庄子看来唯有“与时俱化”，不偏执于任何一个固定点，将心思从纠结的现实中提升一级，以顺其自然为原则，以护卫其精神自主性为指向，主宰外物而免于沦为外物的工具，“乘物以游心，托不得以养中”[3](P49)。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以天合天”[3](P219)，用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以自然为中心，而非以人类为中心；顺从物之物性，而非改变物性，以保全自身，不失性与命。另一方面要“外化而内不化”[3](P263)，表面上对万物的变化保持观照，随外在环境变化而调整自身，而实际上内心不为所动，不牵惹个人的感情判断，以至于与物相处既不伤物也不失己丧我。为此，从整体上看，技术治理的“与时俱化”才是庄子的最合理的选择。
总之，对技术治理的思考，不管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对庄子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更倾向于技术治理的“与时俱化”，顺其自然，得以养生；顺势而为，不为物累。
结语
从“化”的视角来审视庄子的技术思想。一方面，“化”是“道”的概念具体化。“化”介于抽象的“道”与实存的“技”之间，是连接两者的纽带，具有“道”“技”双重特性。它既蕴含了“道”的玄妙性和超越性特征，也彰显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庄子》中“化”还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如“造化”、“变化”、“转化”、“教化”等之义。“化”的多重含义代表着“技”的更多可能性，这对“技巧章节”的理解更具张力，也使庄子的技术思想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化”的视角看，庄子的技术生成不是“自化”的行为，而是人为规定。正因如此，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世人往往以功利为导向而背离“道”，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既不是对技术使用的放任，也不是对技术弃之不用，而是“与时俱化”，保持人类自主性的同时克制内心欲望，以超越“道”“技”之间对立关系，实现“技进于道”的境界，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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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谷.西田几多郎与老庄哲学[J].学术探索,2021(3).
Examining Chuang-Tzu's Technological Though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hua）
SUN Shoul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ransition（hua）"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huang-Tzu's philosophy, which has multiple meanings such as "self-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hua）", Chuang-Tzu's technological thoughts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one is about the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He believes that technology is a human activity to achieve a certain purpose from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to the method of operation and long-term training. Second, he points out that the use of technology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people", and they are guided by "benefits", instead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monality among things. The third is the thinking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He stresses that we can neither too optimistic about technology, nor completely retreat to the "world of virtue", but we should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end. This not only enriches Chuang-Tzu's technological thought,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cending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o"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Chuang-Tzu; Transition（hua）;technology; things; Tao
作者姓名：孙守领
电子信箱：sunsl9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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