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22/2/14 点击：1101
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及其思想之推崇略论
暴庆刚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宋代是中国庄学发展的高峰，除了众多系统的庄学著作之外，对庄子及其思想的评点也构成了宋代庄学的重要内容，从中可透显出时人对待庄子及其思想的多元态度，从而成为对庄学思想系统诠释的重要补充。文章仅就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及其思想的推崇做一探略，以揭明在宋代儒释道融汇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在儒家重新构建自身思想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儒家对庄子思想的借鉴，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儒道之间相融的关系。
关键词：宋代庄学；评点；道
引言
《庄子》成书以来，即以其奇特的构思、深邃的义理、丰富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恣肆的文风和高远的意境而为世人所称道和喜爱，郭象在其《庄子序》中称赞庄子“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而遣放，放而不敖”，这是从义理上盛赞庄子能够通晓天地之道，顺序万物之性，通达死生之变，从而阐明内圣外王之道，并且其言旨宏绰玄妙；就《庄子》一书的社会影响而言，“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也即《庄子》一书的思想流播于世，则顺物之情，适民之愿，能够弘其鄙，解其悬，有助于去除世人的矜夸而增其洒落；若观《庄子》书，则可获得超然的境界，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即使稍微受《庄子》一书的影响亦可有忘形自得之怀，至于那些耽玩庄书之人，则更可达到出离尘埃而与道为一的境界。鉴于庄书的上述效果，郭象称《庄子》一书“不经而为百家之冠”。郭象的评点带有魏晋时代的玄学特征，代表了魏晋时代人们对庄子及其书的认识。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则说：“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倡其弘致。”也是认为庄子有命世之才，其思想义理精深，只是因其正言若反的叙述方式，没有人能够倡明其深弘的义旨。成玄英在《庄子序》中也说，《庄子》一书“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窅冥，钳揵九流，囊括百世，谅曲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者也”，认为《庄子》一书在内容上申道德，述重玄，畅无为，明独化，囊括百世，钳揵九流，是至教微言，并进而说：“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非下士之所闻，岂浅识之能究！”此是说庄书言辞博大，旨义深远，非浅见之士所能识。郭象、陆德明、成玄英诸人仅是就庄子及其思想整体上的评点，均对庄子及其书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时至宋代，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时代思潮，宋代的庄学也繁兴发展，不仅出现众多系统的庄学著作，而且形式多种多样，观点亦异彩纷呈，宋代“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宋代从而成为继魏晋之后中国庄学发展的另一高峰。在宋代儒释道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庄子及其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世间所不可无者，如林希逸在《庄子口义发题》中即说：“陈同甫尝曰：‘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若庄子者，其书虽为不经，实天下所不可无者。郭子玄谓其不经而为百家之冠，此语甚公。”陈同甫及林希逸均认为庄子及其书乃天下所不可无者，一方面从侧面反映出庄子及其书在宋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时人所认可与喜爱；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背景下，庄子的思想为宋代儒学的建构提供了很多理论上的资源，以作为宋代新儒学的资借，此从林氏《庄子口义》以儒解庄、纳庄入儒的庄学诠释中可得说明。同时，儒道之间的融合与对立始终存在，儒家学者对庄子及其思想的评价是多方面的，观点亦呈现多元化。较为集中和系统的《庄子》注解著作，是对庄子思想较为全面的诠释，构成了宋代庄学的主体内容，能够反映出宋代庄学的整体状况。除此之外，仍有散见于宋代文集、语录、序跋、笔记、信札等中对庄子及其思想的评点，这类内容较少涉及对庄子思想义理的系统阐发，主要针对的是庄子思想中较为具体的观点，或与庄子及其思想相关的问题，涉及到的范围也较为广泛，这类内容更多地是对庄子及其思想观点的褒贬判断，因而从中可透显出时人对待庄子及其思想的多元态度，因此也构成宋代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庄学思想系统诠释的重要补充。这类评点内容既涉及到一般的思想史问题，也涉及到对庄子其人及其思想观点的评论，既有推崇赞赏也有批评非议，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及其思想的推崇做一探略，以期从中窥见庄子及其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儒道关系。相较于郭象、陆德明及成玄英对庄子其人其书的整体赞赏，宋代的赞赏评点更为具体，主要涉及到庄子的道体理论，世人何以喜欢《庄子》，以及文学评庄等。
一、“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道”是老庄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无形无相，超越于万物之上，既被设定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落实于人则成为一种超越的境界。超越之“道”的设定使道家哲学具有了浓厚的形上特质，从而迥异于先秦诸子其他学派。庄子的道体理论成为宋代儒家构建自身形上体系的直接资借，故受到宋儒的诸多赞赏和推崇。
对于对庄子道体理论表述明确赞赏者，可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河南程氏遗书》卷三载程颐之语说：“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河南程氏粹言》卷二载：“或问：‘庄周何如？’子曰：‘其学无体无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则亦有善者。’”一方面程颐立足于儒家立场批评庄子无体无本，另一方面又明确赞赏庄子形容道体之语及道理之言，尽有好处。朱熹更是对此深表赞赏，他说：“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如说：‘语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议论甚好。度亦须承接得孔门之徒，源流有自。后来佛氏之教有说得好处，皆出于庄子。”对于《庄子·天运》开头“天其运乎”等描写宇宙万物运行的一段话，朱熹说：“庄子这数语甚好，是他见得，方说到此。其才高。”按照朱熹此说，庄子形容道体为荀子诸人所不及，“语道而非其序”一语出自《庄子·天道》：“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在此庄子提出了一个“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的治世次序，虽然庄子承认赏罚已明之后能够使“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但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强调一定要从自然天道开始并严格按照上述次序进行才能实现社会的“大平”。这一思路符合理学家由天理以及人事的治世理路，所以深得朱熹认同，并进而推测庄子“须承接得孔门之徒，源流有自”，甚至认为佛教高妙处也是来自庄子，其描述道体之才如老子。
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家之所以对庄子的道体理论表示赞赏，与宋代理学的本体论建构直接相关。《汉书·艺文志》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子贡也说孔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儒学的传统向来是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留意于伦理道德之建构和民众之教化，对于天地万物何由创生等形而上的宇宙本原或本体问题不太关注，这就使得儒学的传统缺乏形而上的理论建构。宋兴之后，儒学面临道、佛的挑战，道家和佛教在形上理论的建构上明显在儒家之上，“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是当时儒家面临的实际困境。在此境况下，儒家在排斥道、佛的同时，也暗中吸收道家甚至道教的宇宙本原论和本体论模式，因此庄子的道体理论就成为宋儒关注和推崇的重要内容，儒家由罕言天道开始转向理本体的形上建构。如程颢说：“道，一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程颐也说：“道则自然生万物。今夫春生夏长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来生长，不可道却将既生之气，后来却要生长。道则自然生生不息。”二程将道看作是创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显然是借用了老庄道生万物的思想和“道法自然”的观念。陆九渊也说：“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又说：“天之所以为天者，是道也。”陆九渊则显然吸收了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和庄子“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的观点。理学家所说的道也就是理，如程颐就认为天道“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朱熹也说：“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又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理又称太极，“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因此可以说，理学家的理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即直接取材于道家老庄的道论，道家之“道”与理学家之“理”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正如王廷相所说：“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因此，庄子的道体理论满足了宋儒理本体论的建构，所以理学家对之表示赞赏自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理学中最重要的“理一分殊”的观念受庄子道体理论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所谓“理一分殊”，指的是天地万物之总理与各个具体事物的特殊之理之间的关系，按照理学家的观点，物物各具一理，此物之理不同于彼物之理，正是物物各具之理使事物表现出各种分别，但所有事物所具有之各种不同之理又通归于一理，这也就是程颢所说的“《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也如程颐所说的“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朱熹则进一步说：“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朱熹为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又喜引佛教“月印万川”之喻进行说明。如果我们考诸庄子的道体理论，则可发现其中已明确地包含有理一分殊的观念，如《庄子·则阳》中说：“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也承认万物殊理，所谓道不私意为道并非具体的物中之理，故道无名。天地阴阳分别为世间形之大者和气之大者，而道则统含了天地阴阳。《天地》中也说：“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庄子在此所表达的意思，也是物因道而生，万物生而各有其理，万物之性通归于道。由此可以看出，理学家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生成的“理一分殊”观念，与庄子的上述观点有同工之妙。不可否认，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等理学家，不仅受到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程颐就以“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去说明华严宗的理事之说，而“月印万川”则来自禅宗，因此“理一分殊”的观念毫无疑问受到佛教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但从朱熹所说的“后来佛氏之教有说得好处，皆出于庄子”进行判断，则理学家更倾向于将之归于庄子的道体理论，不仅如此，连“月印万川”这样“说得好处”的内容也是源自庄子。这样的说法固然有失偏颇，体现出儒家对佛教的排斥和贬低，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对庄子道体理论的赞赏，则无疑透露出庄子道体理论对于宋代儒学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意义。
二、“学者何习老庄之众也”
宋代庄学经王安石、苏轼的提倡而大兴，“王氏父子以经术师表一世，士非庄老不言”，学界出现“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的局面，甚至书坊间所售图书也以《老》《庄》为主，“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古同“鬻”——笔者注）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固然与三教合流的学术进程有关，儒家通过汲取道家思想以促进自身的理论建构，故对庄老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道家尤其是庄子所提供的超越的精神境界和倡导的个体自性解放符合士大夫内心的需要，因此广获士人的喜爱。因此之故，宋代习庄老者甚众。上文所引陈同甫及林希逸之言皆认为庄子为世间必不可无之人，庄书为世间必不可无之书，亦是士人喜爱庄子思想的一种反映。对于“学者何习老庄之众也”，二程有如下的解释：
或问：“学者何习庄、老之众也？”子曰：“谨礼而不达者，为其所胶固焉；放情而不庄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资其放旷之说以自适，其势则然。”
“学者何习老庄之众也”这一问题，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庄学之兴盛，对此问题二程认为，对于那些谨守礼法的人而言，他们为礼法规范所胶固而无法通达，对于那些欲放情而行为不庄之人，也畏惧法度的拘限，所以他们都需要借助庄子狂放之说以适合自身的需求，因此庄子思想的盛行势所必然。在另一处二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学者后来多耽《庄子》。若谨礼者不透，则是他须看《庄子》，为他极有胶固缠缚，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缠缚，则须觅一个出身处。如东汉之末尚节行，尚节行太甚，须有东晋放旷，其势必然。”这里明确针对的是后来学者多耽庄子的原因，因此所谓庄老，更多地是指庄子，其义与上文相似，并进一步补充举例说，如人为礼法久困缠缚，则物极必反，一定会寻求解除缠缚的方法，正如东汉末年因尚节行太过，终发展至东晋时的放旷之行，这是客观的必然之势。相较于儒家重道德规范和上下尊卑之序的建构，庄子哲学更重视个性的张扬和个体的解放，“洸洋自恣以适己”、“以快吾志”是庄子思想最鲜明的特征，二程在此揭示出庄子思想对于个体解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宋代广为世人所喜爱和盛行。后来叶适也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此四者，君子小人之杂也。”叶适认为喜好庄子之书的人多种多样，有好文者，有求道者，还有汨俗者和奸邪者，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他们都可以从庄书中各取所需，虽然叶适在此对庄书主要持批评的意见，但也反映出庄子之书满足了各层次人的需求而为时人所喜爱。
朱熹弟子曾对二程赞赏庄子的言语有所疑惑：
程先生谓：“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庄子云：‘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言最善”。又曰：“谨礼不透者，深看《庄子》。”然则庄老之学，未可以为异端而不讲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此语甚的当，不可尽以为虚无之论而妄訾之也。”谟曰：“平时虑为异教所汨，未尝读《庄》《老》等书，今欲读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则读之何害？要在识其意所以异于圣人者如何尔。”
因为儒道对立由来已久，道家对儒家向来持批判的态度，但二程却多处发表赞赏庄老之言，故朱熹弟子对此带有疑问，将庄老视为异端明显带有儒学的门户之见，而朱熹则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庄老，主张不因人废言，言有可取则取之，对于庄老之学中的一些观点，如“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这些内容，朱熹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认为不能将之也归为虚无之论而妄加訾议。而朱熹的弟子周谟也视庄老之书为异教，担心为其所汩乱，因此不曾读《庄》、《老》，今欲读之又心存顾虑。这种纠结当然仍是源于儒道之间的门户对立，但“虑为异教所汨”和“今欲读之”的内在需求则曲折透显出《庄》、《老》诸书在思想义理上的引人入胜，以及欲读《庄》、《老》已经成为包括儒门学人在内的一种客观需要，宋代庄学的兴盛及影响因之也可见一斑。对此疑问，朱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自有所主”，也即要在立定儒家的根基基础上去读庄老之书，如此则无害，并进而要去识别庄老道家与孔子儒家之所以相异之处。从朱熹的回答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可以去看《庄》、《老》，更多地是从思想义理上肯定庄老之书的积极意义。
二程从庄子思想倡导个性解放的角度解释了时人习老庄之书的原因，朱熹则从思想义理上肯定了老庄之书的积极意义，在儒家汲取道家思想以促进自身不断完善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士人深入研究老庄之书的积极性。但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以及其他的理学家，他们都不是为读庄老书而读庄老书，而是要去探究道儒之所以别以挺立儒家之根基，这也正如程颢一样，“于书无所不读，自浮屠《老子》、《庄》、《列》，莫不思索究极，以知其意，而卒宅于吾圣人之道”，他们对庄老之书“思索究极，以知其意”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卒宅于吾圣人之道”。即使如此，“学者何以习老庄之众也”问题之提出也明确地反映出宋代士人对庄子及其思想的喜爱与推崇。
三、“皆至理之言也”
宋代学术舍章句而重义理，在庄学评点中也体现出探究庄子思想义理的特征，在此可以北宋理学的重要人物邵雍为例。邵雍与道家的渊源非常深厚，“邵雍受学李之才，精研数理，溯其师承，与敦颐同出陈抟，并道家之流裔。”作为道家之流裔的邵雍对《庄子》诸多细节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评点颇为精到，认为庄子雄辩数千年，所论颇多至理之言：“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踯躅’、‘四顾’，孔子观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无私’，皆至理之言也。”“踯躅”“四顾”出自《庄子·养生主》，透显的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行所达到的游刃有余的自如境界；“蹈水之道无私”出自《庄子·达生》，表达的是要根据水的性质“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才能够顺乎并驾驭水性，所体现的也是顺自然之性而行的道理。所以邵雍认为庄子说的这些话都是至理之言。对于《庄子》中某些篇章所体现的主题，邵雍也有所点评，如说：“庄子气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此言有为无为之理，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也。”吕梁之事即上述“蹈水之道无私”之说，邵雍认为是至理之言；《盗跖》篇中盗跖所述的道理即事之无可奈何者，即使是圣人也无法干预改变；《渔父》篇中渔父阐述的则是事之不可勉强者，即使是圣人也不可勉强。上述篇章所说，皆是在阐明有为与无为之理，顺理即是无为，勉强则是有为。又如：“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则然。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出自《中庸》，其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尽性之说，体现的是由天道之诚贯通人道之诚的天人一体之境，在此邵雍以儒家《中庸》的尽性之说去解读庄子的濠梁之乐，认为濠梁之乐体现的也是由尽己之性而尽物之性的人物合一之境，因此说“庄子可谓善通物矣”，“善通物”确实契合于庄子所倡导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物我平等之说，在尽性之理的层面沟通了庄子与儒家。从上述所引可以看出，邵雍对于庄子思想观点的评点偏向于形上之道或理的层面，其评点极为精当。
四、“一代之奇才”
“一代之奇才”的评价主要针对的是庄子的文学才能及《庄子》的文学风格。《庄子·天下》篇在形容《庄子》一书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这是对庄书思想风格的最早概括，一是说庄书的内容呈现的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而表现出恣纵而不傥的特征；二是以超越世俗是非观念的卮言、借重长者的重言和借他人之口的寓言为言说方式；三是其书写得奇特壮观，道理却表达得委婉随顺，言辞变化错落奇趣横生而引人入胜。《庄子》正是因其奇特的想象、恣肆的文风和妙趣横生的寓言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称赞说：“其文则汪洋恣肆，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在宋代，已渐有对《庄子》文学风格的评点，庄子也因之被称为“一代之奇才”。
“一代之奇才”的说法出自南宋高似孙的《子略》。在《子略》中，高似孙对《道德经》的特点进行了评价：“《道德》三千言，辞絜旨谧，淡然六经之外，其用则《易》也。”即认为《道德经》言简意赅，旨意渊深，相比于儒家的六经体现出淡远超越的特质，其于现实中则可发挥《易》一样的作用。此处所谓“其用则《易》也”，盖取《易》之“易简”义，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亦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所作的评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道德经》相比，庄子的思想风格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庄周则不然，浚涤沉潜，若老于玄者，而泓峥萧瑟，乃欲超遥于老氏之表。是以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拔，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长河，衮衮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眇、不近人情之说，瞽乱而自呼。至于法度森严，文辞雋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高似孙主要从《庄子》的思想义理及文学风格凸显与《道德经》的不同。以高似孙之意，在思想义理上，庄子浚涤沉潜，与老子一脉相承；但在文学风格上《庄子》则泓峥萧瑟，超逸于《道德经》之上，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拔”，无一毫蹈袭之迹，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不可遏抑的气势，又有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不可控抟的威力，并以光怪陆离虚眇玄幻的寓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辞法度上，则法度森严，文辞雋健。因此，庄子堪称“一代之奇才”。
无可否认，作为“一代之奇才”的庄子，其文确实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南宋学者徐霖在《南华真经口义后序》中评点说：“庄子雄豪宏肆，以神行万物之上，以心游宇宙之表，至乐极诣，古无斯人。其言辞荡汩变化，凌薄日月，疏决云河，妙密流动，鳞丽羽烂，天昭海溟，左缛而不瑰，迁雄而不肆，又文之杰立宇宙者也。”徐霖认为，庄子本人雄豪宏肆，神行万物之上，心游宇宙之表，所展现出来的逍遥至乐，古无斯人，高度赞颂庄子本人所展现的超越境界与宏大气象。其文辞则激荡变化，凌薄日月，如云河疏决，妙密流动，并以之与《左传》、《史记》相比，认为左氏之文反复而乏瑰丽，迁之文则雄健而欠恣肆，庄子之文堪称文之杰而立于宇宙者，此是对庄子文辞的极高评价。另外一位南宋学者黄震虽对庄子思想甚为不满，但也对庄子及其文辞进行了赞美，“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芒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所谓“不羁之材”体现的是庄子不同流俗、不为世俗所羁的独特个性；“跌宕之说”揭示的是庄子文章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创为不必有之人”诸语则是对庄书言说方式的形象说明，即《庄子·天下》篇中所说的“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而采用了“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的寓言故事的形式；“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芒无定踪”，即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因此，黄震将庄子之书誉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朱熹也对于庄子的文章极表赞赏，说：“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又说：“为他是战国时人，便有纵横气象，其文大段豪伟。”“信口流出”说明庄子的文章无矫揉造作之痕，所以格调煞高；所谓“有纵横气象”是说庄子文章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说理透彻，所以其文充满豪伟之气。对于《庄子·天下》中“《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的观点，朱熹更是表示高度赞赏，说：“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做事。观其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诸人语，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谓‘知者过之’者也。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下得？它只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按照朱熹的说法，《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借孔子与诸人的对话阐明一些道理，其中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处世、修身、治国等等，朱熹认为，庄子对于这些道理理解得非常透彻，叙述得也极为精到深刻，所以说庄子是个大秀才，但庄子只是见识颇高，却不肯学孔子去做，没有将其阐述的道理去实行。所谓“知者过之”，语出《中庸》，其中引孔子的话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庄子属于“知者过之”一类，以此可以看出朱熹对庄子的过高之论抱有一种惋惜之情。至于“《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之语，更是庄子对《易》及《春秋》本质特征的精确概括，如快刀利斧劈截一般，字字有着落。
由上可以看出，宋代对庄子之才及《庄子》一书的文辞皆给予很高的评价。若放眼于整个中国文学史，庄子及其书所产生的影响也确实至深至远，说庄子是“一代之奇才”，说庄书乃“百家之冠”，确非过誉之辞。
结语
综上而言，庄子以其旷世之才赢得了宋代士人的广泛赞誉，《庄子》一书亦以其高超奇特的构思和深邃的义理而备受推崇。在宋代儒释道融汇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在儒家重新构建自身思想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及其思想的推崇，反映出宋代儒道关系相融合的一面，更多地体现出儒家对庄子思想的借鉴，以及通过以儒解庄以摄道入儒的用心。此外，仍需提及的是，宋代庄学评点中除了对庄子及其思想的推崇之外，尚有对其的批评与非议，此则体现出儒家对道家贬低排斥的一面，于此笔者另有撰文，在此不缀。赞誉推崇与批评非议并存，构成了宋代庄学评点的整体内容，由此则透显出宋代儒道既融合又对立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宋代庄学的内容亦获得了丰富与发展。
附：
作者简介：暴庆刚（1976-），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魏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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