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7/6/2 点击：1158
从现世走向彼岸
——论庄子生命哲学的“忘世”思想
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市 232001)
摘要：庄子一生处于剧烈变动的战国时期，他对生命个体的现实存在状态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生命哲学。庄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是“忘世”思想，这在庄子对人类生命存在进行现世性与彼岸性的双重思辨中得以构建。庄子企望超越生命存在的现世性的根本局限，获得自我的精神解脱、超越，进入“相忘以生，无所终穷”的理想状态，实现生命存在的彼岸性追求。因此，庄子对生命存在状态的理性认识并不是“出世”、“厌世”或“游世”等看法，而是深刻表达出浓厚的诗化意味的“忘世”思想。
关键词：庄子；忘世；道家；现世性；彼岸性；诗化意味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历来被大多数人视为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对其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始终受到学者的重视。学界对庄子的生命哲学及人生态度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如“出世说”、“厌世说”、“游世说”、“自由说”等。
和这些看法有所不同，笔者以为庄子生命哲学的核心应该是“忘世”思想。它是庄子关于生命存在状态的哲学性思辨，是其试图通过自身的思想体悟与精神修养以达到“忘”的生命状态，最终实现生命存在对现实生活的彻底超越。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出庄子生命哲学所内含的现世性存在与彼岸性追求之间的紧张、冲突，折射出庄子所体验的一切生命痛苦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忘世”思想决定了庄子对人类生命存在形式、状态的根本认识，最能体现出庄子生命哲学的独特性、创造性。因此，如要对庄子的生命哲学进行比较深入、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对其中的“忘世”思想进行着重的探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洞悉庄子生命哲学的内在真谛。
一、宇宙与生命的双重反思：“忘世”思想的哲学基础
庄子生活在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动荡时代。此时，诸国之间惨烈的兼并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都纷纷开始进行政治变革，西周以来的传统政治秩序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走向解体。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处在艰辛的历史蜕变过程之中，像庄子一般的思想者更是以其敏锐的神经体验着常人难以感受到的生命痛苦与煎熬，而庄子的生命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逐渐地酝酿、产生。庄子对生命个体的存在有着特殊的人生体验，他的生命哲学“寄沉痛于悠闲”，是一个思想者睿智、敏感的心灵经受纷乱世事的淬炼后凝结出的精神产物，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堪称卓绝。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在庄子的生命哲学中，虽然凸显出精神上对生命彼岸性的强烈渴求，但这种超越却始终被紧拴在人类生命的现世性存在之中。因此，如要对庄子生命哲学的彼岸性追求获得真正的理解，就必须深入地领悟其关于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的理性反思与洞见。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在庄子的生命哲学中主要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体现为顺应“天”、“道”的宇宙观，后者则是“养生全性”的生命观，这是庄子从不同的视角对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状态进行的深刻反思，共同构成了庄子“忘世”思想的哲学基础。
庄子的“忘世”思想有着深刻的宇宙论内涵，这即是庄子对人类生命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性根源的探索，是其对“天”、“道”进行深透的哲学反思后产生的结果。庄子对“天”的认识始终持有一种自然的观念，他并没有像有的思想家那样赋予“天”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是把天看作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整体表现，因此在《庄子》中“天地”经常是并置在一起出现的。天地间的万物也是自然的产生、发展的，庄子在《齐物论》中曾借南郭子綦之口谈到“天籁”，认为“天籁”就是“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由此可见，庄子把“天”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产生都看作是其“自己”、“自取”的结果，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什么其他外在力量的推动或改造的结果。因此，在对事物自然变化的具体状态进行判断时，庄子认为“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齐物论》)，也就是说认识事物变化的过程应该从事物本身的自然状态着眼，“观照于事物的本然”，而不是人为的主观判断。基于这种认识，庄子认为自然性存在、发展的“天”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所以在他眼中万物的存在是统一的状态，“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万物皆一”(《德充符》)。庄子进而认为，作为天地间万物之一的人类生命同样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从中可以看出，庄子眼中的“天”具有无穷的包容性，一切世间的生命存在都被容纳在其中，换言之，“天”原本就是由世间的万物所组成的，它只不过是万物的外在的整体表现形式罢了。这里需要指出地是，庄子并没有把人类生命在“天”中特别的凸显出来，他完全是把人类生命看作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以同样的地位存在的，没有什么高低、优劣的差别，这即庄子所言“齐物”。
如果说“天”是庄子对天地万物存在的自然性的理解，那么“道”便是庄子对天地万物存在的精神性的理解，而且是关于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性根源的体悟。“道”在庄子眼中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师》)，虽然“道”的实际存在是“无为无形”，但却也是“有情有信”，并非无法感受，而且“道未始有封”(《齐物论》)，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实际上，庄子认为“道”的存在就是宇宙的根源，这比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悠久、普遍，虽然“道”并不具有万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它却能够体现在万物之中，“‘道’是存在于物中的自然法则”，因此“道”就成为宇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庄子所理解的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依据。
由此可见，庄子的宇宙观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表现为自然性的“天”，另一方面表现为精神性的“道”。在庄子而言，后者更能体现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本原，而前者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后者的现实表现。总之，对“天”、“道”的反思构成了庄子“忘世”思想的宇宙观，是其对生命现世性存在的终极根源的体悟。在庄子看来，任何生命个体的存在如要克服现世性存在的根本局限，彻底进入到自然、完善的存在状态，就必须能够让自己生命的存在完全顺应“天”、“道”的运行规律，只有在“伦与物忘”（《在宥》）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生命状态。因此，庄子的“忘世”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从生命存在的现世状态进入到回归自然、融于“天”、“道”的自然状态，而“忘”则是实现这种解脱与超越的关键。
独特的生命观也是庄子“忘世”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这是庄子从微观的视角对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进行的深刻反思。在庄子而言，生命个体的存在如要顺应“天”、“道”的运行规律，那就必须对自身的物质存在状态进行相应的调节，不“伤性以身为殉”（《骈拇》），体现出“养生全性”的生命内涵。庄子认为生命个体要实现“养生”，就应该在生命的修养、调节中做到“依乎天理”。只有让生命存在的状态与“天理”相适应，才能在自然的发展、变化中实现“全性”的根本目的。因此，庄子眼中的生命存在，是极为重视生命本真状态的维护、实现的，凸显出作为生命之本的“性”的完整性、天然性，所以庄子才会认为，对于人类生命而言，仅有生命的延长是远为不够的，还必须要完整地保持生命的原初“天性”，“得于分内而不丧于道”，而不能“损乎其真”，否则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就必然会出现“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的情形，这对于任何生命个体都只能导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消极结果（《齐物论》）。在庄子眼中，这样的生命存在毫无意义，“人谓之不死，奚益！”因此，庄子极为强调“养生”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全性”，认为如果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是“道与之貌，天与之形”，那么就应该始终做到“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这样才有可能让生命存在进入到彻底的“忘”之状态，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理想状态。
总之，庄子的“忘世”思想对生命的现世性存在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思考，既从融合自然性之“天”与精神性之“道”的宇宙观探讨生命个体赖以存在的外在世界，也从“养生”与“全性”的生命观反思生命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这充分反映出庄子对人类生命的实际存在状态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庄子进而在对生命个体的现世性存在与彼岸性追求进行的哲学思辨中构建起“忘世”的思想，将其作为自己克服和解脱各种生命的桎梏、束缚，最终达到融于自然、万物合一的理想生命状态的根本途径。
二、从现世走向彼岸：“忘世”思想的哲学思辨
庄子的“忘世”思想基于宇宙观和生命观的哲学基础，对生命个体的实际存在状态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思考，“从个人存在主体的体认和感受去触觉生命的内涵和意义”，进而以“忘”作为理论核心对人类生命存在的现世性与彼岸性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辨，构建起独特的生命哲学体系，这是庄子对于生命存在进行的创造性思考。
庄子对生命个体现世性存在的根本局限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往往是荒谬、残酷的，“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盗跖》），“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胠箧》），这便是任何生命个体都存在于其中的真实社会状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命个体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物质欲望的诱惑和控制，在追求权势、财富与社会地位等现实目标的过程中更加易于丧失掉自己的生命本质，因此，“人为物役”自然就成为一切生命个体难以克服的根本难题。这在庄子看来，是对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的扭曲，与顺应“天”、“道”运行的自然之理相背离，结果必然是“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这对于任何生命个体的存在而言都只能是悲剧！对此，庄子提出了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任何生命个体都应该从思想、精神上进入到“忘世”的状态，在“坐忘”、“心斋”之中将一切诱惑、干扰生命本真状态的消极因素都予以去除，彻底地让生命存在浸入到自我满足、自我完善的理想状态之中，完全与“天”、“道”的自然运行相吻合，实现保身全性的生命追求。
庄子对生命个体如何进入“忘世”的精神状态有着深入地思考，他试图通过生命个体的哲学体悟与精神修养来实现沟通生命的现世性存在与彼岸性追求的根本目的。庄子认为，如要实现生命个体对现实生存桎梏的解脱、超越，就必须要能够做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进入到“坐忘”的精神状态中。只有实现这样的生命状态，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束缚于外界物质欲望的人心真正地解脱出来，让其融合到天地的自然变化之中，回归本真状态。因此，“忘世”的关键就在于人心的解脱与自我的超越，需要在不断实现“忘己”的过程中克服生命的现世性存在的所有局限，而这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最终实现“相忘以生，无所终穷”的彼岸性追求的根本途径。
如果庄子的“忘世”思想的关键是要生命个体能够“忘己”，那么“忘己”的最终实现又建立在生命个体对一切外在桎梏的彻底破除上，而这种实践又主要地反映在“忘义忘利”、“忘仁忘礼”、“忘生忘死”等方面。首先，在庄子看来，“义”与“利”是生命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最大的桎梏所在，它们导致人们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而奔走、争斗，破坏了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会带给人们以战争的巨大灾难，因此，必须在精神上以“忘”的态度来消除掉“义”、“利”的消极影响，让生命的存在能够与世俗的功名利禄、物质欲望相分离开来，进入淡泊寡欲、自然无为的状态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庄子特别强调生命个体在现世性存在时应该具有“无所用于天下为”的内在品质。世人之所以费尽心机地讲“义”求“利”，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自身“欲有所用”的目的，由此以来，他们的生命自然就会产生“以物为事”，“尘垢”其上的结果了，而这也必然会他们的生命为物所害，有所困苦，最终难以得到解脱！其次，庄子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的重“仁”贵“礼”的社会倾向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这些“仁”、“礼”都应该被人们从精神上给“忘”掉，因为正是它们的存在，导致了人心人性的堕落、败坏，从根本上扰乱和破坏了人们的纯真、自然的本性，诱导人们去追求虚伪的东西，从而丧失掉原本应该去实现的生命的本真状态。因此，庄子竭力主张生命个体的存在必须要能够不为“仁”、“礼”所惑，破除其束缚，回归到自我的朴素、纯真的生命状态，这才是合于“天”、“道”的正确行为。再次，庄子认为，生命个体应该能够看破“生”、“死”，通达性命，做到“忘生忘死”。“生”、“死”原本是世人最难以面对的难题，而庄子却对其保持了一种异常豁然、达观的人生态度。在庄子的眼中，“生”、“死”也是生命个体在实现自身理想的生存状态时需要破除的严重的桎梏，而要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生命个体能够以一种顺应自然、大彻大悟的心态和精神来对待，要能够将其消解在“忘”的过程之中，最终实现“万物皆一也”的生存状态。
庄子所追求的“忘己”，是实现其“忘世”的根本目的，这是从生命的现世性存在达到彼岸性追求的唯一途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简单地超越出自己存在的时代与社会，无法简单地取消掉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形式，所以若要实现理想的生命状态，就必须通过自身的思想、精神的修养来实现，以“忘”的意识消解掉生命现世性存在的种种桎梏、束缚，所以庄子极力主张生命个体应该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采取无欲无为、顺应自然的态度，不应该“为物所役”，“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认为，任何生命个体如要从现世性的困境中突破出来，实现理想的彼岸性追求，进入到完善、自然的生命状态，那都必须学会“忘己”、“忘世”，只有“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那才是抓住了生命存在的真谛，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彻底地从现世性存在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游于尘垢之外”，“振于无竟”。
三、相忘于生，无所终穷：“忘世”思想的诗化意味
庄子的“忘世”思想对生命存在的现世性局限与彼岸性追求进行了深刻地哲学思辨，从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可以看到，庄子对待生命存在的基本态度以及实现生命解脱的根本途径，这是庄子在生命哲学中最为独到、深刻的地方，因为在这一反思中，不仅凸显出庄子对生命存在的异常豁达、淡然的人生理念，而且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追求的理想生命状态的诗化意味，所以庄子的“忘世”思想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具有浓厚的理想性、超越性。
庄子的“忘世”思想所具有的诗化意味来自于庄子对生命存在的真实状态的切身体验与深刻洞察。庄子突破了常人对生命所能有的感受、经验，通过对自身现世性存在的哲学反思，进入到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命境域之中，最终实现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彼岸性的领悟，这正所谓“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庄子的生命哲学正是在彻底的“忘”的过程中，不断突破了人类生命存在的实际困境，使生命的存在真正地融入到天地之中，合而为一。这样的生命状态，已实现了生命个体在现世性与彼岸性之间的统一，成为充满诗化意味的生命形式，可以说，用一切世俗的理念都已无法真正把握这一生命存在状态的本质，这是一种极为理想化的生命存在状态，充满内在的精神超越性。
这种诗化意味的生命哲学在《庄子》一书中最为精彩的表达，可以借助于庄子“梦蝶”的寓言展现出来。在庄子所言“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之时，他已然“不知周也”，于此可见，庄子对自身的现世性存在成功地实现了一种“忘”的状态，不再拘泥于旧有的生命形式，而是与自己想象之中的事物浑然一体，为自己的生命存在自我地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这在庄子而言，真正达到了“伦与物忘”的境界，这也正是庄子梦寐以求的理想生命境域。而当庄子“俄然觉”之后，他便很快意识到自己又重新“蘧蘧然周也”，这也意味着庄子曾经深切地体验过的物我两忘的生命状态的最终结束，而这对庄子来说，不啻为重新跌落进现世性的桎梏之中了。因此，庄子才会不由地问自己：“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在这种自我的叩问中，庄子表达出对曾经体验过的理想生命状态的深切的留恋之情，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谓“物化”的生命状态，才是能真正地克服自己与胡蝶之间存在的“分”的鸿沟，使得自己的生命存在从现世的局限进入到理想的彼岸之中。
从庄子“梦蝶”的寓言中，深刻地表达出庄子竭力要避免“人为物役”的生命困境，而他对这一困境的根本解决，正是通过人、物合一的方式来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一理想的结果，最关键之处便在于要能够从自我生命的体验上突破现世性的根本局限，进入到“忘”却一切的精神状态中，这一“忘”必须达到最大程度的彻底性，连同身体在内的一切世俗的存在形式都需要被完全清除出自我的意识中，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体验到“忘年忘义，振寓无竟” （《齐物论》）的生命状态，而这种生命状态充满了诗化的意味，它无法用任何言语、文字来把握，而只能通过“心斋”或“坐忘”的方式来进行体验。在庄子而言，一切世俗的外物都是应该被有意识地抛弃的，包括身体在内，要毫不留恋地做到“堕身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只有在彻底的“坐忘”中才能克服世间各种欲望的束缚，才能获得生命存在形式上的真正超越与解脱，进入到诗化意味的彼岸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状态，也是庄子眼中真正值得去不懈追求的东西。
由此可见，庄子的“忘世”思想浸透着浓厚的诗化意味，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精神境界。庄子对这一境界的体悟，建立在自身独特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而“忘世”思想正是这一体验的创造性凝结。在一“忘”字之中，充分地体现出庄子对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领悟与洞察，他看到了一切生命存在的根本局限，这就是为物所役、受其桎梏。因此，庄子在思想上、精神上，都竭力打破这种现世性的束缚，要做到忘仁忘礼、忘义忘利、忘生忘死，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要“忘世”，而这个“世”便是真正桎梏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所有欲望的总和，只有在“忘”中毫无保持、毫不留恋，才能真正做到“相忘于生，无所终穷”。做到了这一点，对庄子而言，也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完全实现了形式、状态的改变，达到了有超越性的彼岸世界，自然就能够融入于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之中了。如此一来，也就无所谓生死、得失、贵贱了，这正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生命状态，充满着无限的精神超越性。
总之，在庄子的生命哲学中，“忘世”的思想是其本质与核心。透过这一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庄子对人类生命存在状态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与体悟，也可以真正地理解庄子生命哲学之所以能够表现得如此淡泊无为、自然豁达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庄子找到了解决生命存在的现世性与彼岸性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即“忘世”，所以他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不为物役”、彻底“外物”的生命状态，顺应“天”、“道”的自然运行，保身全性，“旁礴万物以为一”，真正获得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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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旭（1979— ），男，汉族，陕西延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淮南子》与道家道教研究所所长，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委员，安徽理工大学第三届中青年学术骨干，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秦汉思想史、道家道教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园南路 安徽理工大学（北校区）人文社科学院 邮编：232007
联系方式：13675548308（手机），gxls2004@163.com（电邮）
代表性论著：
1.《论<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省思》，《光明日报》2013年3月4日第16版“国学”，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3月4日“中外博览”，人民网2013年3月4日“理论”；
2.《<淮南子>“养心”说谫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3日第2版“哲学”，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1月10日“中国哲学”，12月24“来稿首发”；
3.《论<淮南子>之“游”》，《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12（4），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2（11），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1月4日“中国哲学”；
4.《<淮南子>论“技”及其道家精神旨趣》，《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9），cssci，北核；
5.《<淮南子>论“奢靡”及其黄老意涵》，《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2），cssci，北核；
6.《<淮南子>与<管子>林业思想同异论》，《世界林业研究》，2015（6），cscd，北核；
7.《论<淮南子>之“学”》，《理论月刊》，2013（6），cssci扩，北核；
8.《论<淮南子>之“水”》，《广西社会科学》，2013（11），cssci扩，北核；
9.《<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意蕴》，《南昌大学学报》，2014（2），cssci扩，北核；
10.《论<淮南子>的墨子观》，《管子学刊》，2013（1），cssci扩；
11.《论<淮南子>的管子观》，《管子学刊》，2013（4），cssci扩；
12.《<淮南子>与<管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4），cssci扩；
13.《<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1），cssci扩；
14.《<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阐释》，《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6（1），cssci扩；
15. 《论<淮南子>农业观的思想意蕴》，《农业考古》，2013（3），北核；
16.《<淮南子>论“越王句践”及其黄老道家意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3），北核；
17.《<淮南子>战争观之“民本”意蕴发微》，《船山学刊》，2013（4）；
18.《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版）》，2013（4）；
19.《论<淮南子>林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
20.《《<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3）；
21.《<淮南子>视阈中的秦末陈胜起义》，《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版）》，2015（4）；
22.《<淮南子>行政管理思想论纲》，《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5）；
23.《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5）；
24.《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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