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22/9/13 点击：862
庄子《逍遥游》中“游”的和谐境界
安徽大学文典学院 方煊
摘要：“游”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于《逍遥游》中得到具体阐述。其不仅是庄子灵动生命状态的体现，亦是他感受自我、体悟世界、融贯自然，以致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体验方式。庄子欲于和谐之境寻化解冲突之道，首先是“游于心”，以解放自我彰显个性达到身心齐一之境；其次是“游于世”，通过闲适自在的悠游以致适意生存的玄同彼我之境；最后是“游于自然”，需殚净身心之所待抵至通达天地的天人合一之境，展现生命的本然状态。三个境界层层升华，推动人与内心、外物、自然和谐共生，此间价值为当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给予一定启示。
关键词：庄子；游于心；游于世；游于自然；和谐境界
陈鼓应解注《庄子》，引言道：“人类有三大冲突，人跟自然的冲突、人跟外物的冲突、人跟内心的冲突。”[1]1冲突往往是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庄子则欲于和谐之境寻化解冲突之道。和谐之境即无所待的“逍遥”之境，蕴含了身心和谐、物我和谐、万物和谐三个层面，庄子以“游”的方式通达“逍遥”之境。何为“游”？《说文》中有言：“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即“游”原指“旗子边缘的流苏或飘带”，可见，“游”字本就含有漂浮之意。后其引申为“人或动物在水里行动”，因水之流动无固定形态，则在水之中，处于“游”状态下的物便没有任何阻碍和束缚，可自由运动；且水具有“柔弱胜刚强”、“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点，则受水润泽，处于“游”状态下的物亦如水一般顺其自然。庄子将“游”字用于文本，可释为游于心、游于世、游于自然，此处，“游”不仅是庄子灵动生命状态的体现，更是其本身感受自我、体悟世界、融贯自然，以致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体验方式。
一、游于心：解放自我的“身心齐一”之境
庄子之“游”，其一是“游于心”，欲以消解身心冲突，此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之先决。“游于心”之“游”为从容洒脱的优游，它是人解放自我之道，即人要做自决、自为、自足的自由意志主体，彰显自我个体性。
解放自我之于庄子，前提是做精神主宰，这体现出人之自决。自决之人皆有主体使命，人之所为发自主体使命而非他者。正如《逍遥游》中的“鲲”，它之所以“化而为鹏”，是因其主体使命在于徙往辽远无际的“南冥”。何为主体使命？它既非世俗社会趋之若鹜的标准价值，因群体标准常迥然相异；更非人之欲望贪恋追求的功名利禄，因欲望无穷无尽——人若依此两者前行，必将茫然而不知所从。主体使命当是主体内在不顾世俗评判，抛去人之所欲的本真理想。如何探寻本真所在？依“因己所能”之径路，按自身能力和职分行事。《逍遥游》篇载道：“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这说明依庄子所见，世人能力相异，职分不同，妄不可行不符能力之事，求不合职分之位。“因己所能”要求人平视自身，否则人将与内心冲突而遭受痛苦。现实社会中存在两类人易受此苦：一类自视甚高，认为其所得与所付不相符合，亦或是其地位与能力不相匹配，但事实上，他们眼高手低，一味寻外而不省内，只落得个郁郁不得志的下场；另一类却妄自菲薄，否定自身能力甚而忽视自身成就，可是他们却极度渴望获得他者认同，这种矛盾境况由他们缺乏自信所致，最终掉入自我怀疑的漩涡之中。所以，从容接纳自己以避免心灵失衡，人才可把握自身而成其精神主宰。
但若止步于此，人将会囿于自我，陷入得过且过的困境。人欲挣脱此困境，关键在于不断超越自我，这显示出人之自为。自为之人需先“增己所能”，通过实践长年累月地积蓄经验而增长自身才干。就如《养生主》篇中庖丁所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解牛十九载，技艺可谓炉火纯青，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这正因他不懈实践累积经验，才有能力在自身职分上驾轻就熟。应该说，“增己所能”以致成竹在胸，是为超越自我之基础。然而，徒有能力却不尽力而为，好似孟子所言“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之人，始终无法超越自我，由此，庄子主张人应如鹏一般“尽己所能”。《逍遥游》中，鹏往九万里高空“怒而飞”，一个“怒”字，将鹏斗志昂扬的振奋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鹏尽己所能地展翅高飞，在空中无拘无束，不断超越自身飞行的局限。鹏以一腔孤勇追寻心中理想，不仅如此，它还在途中以更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飞’，以及飞所代表的上升，正是《逍遥游》的主题。这种飞可以让我们暂时离开并且俯瞰这个世界，从而获得与在这个世界之中不同的另外一个角度。”[1]5因此，鹏不单单是志存高远的勇者，还是高瞻远瞩的智者，它是庄子“超越自我”的人格化身。在《逍遥游》中，庄子通过“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尤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表现出他对高瞻远瞩者的大加赞赏。庄子强调“尽己所能”，意在劝诫人们开阔眼界，此为超越自我之核心。
诚然，人们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之中解放自我，但超越自我尚不足够，解放自我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精神自由，这凸显了人之自足。蒙培元先生道：“庄子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心灵的自由境界。《庄子》的内篇的《逍遥游》,，正是庄子哲学的主题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意志自由论者。所谓‘逍遥’,就是摆脱一切主观与客观的限制和束缚，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2]陈鼓应先生也道：“《逍遥游》篇，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1]3由此可见，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确为庄子身心和谐境界之所求。精神为何会不自由？究其根源，在于人受欲望驱使而自我纠缠，为“功名富贵”费尽心思，为“善恶美丑”争执不休，为“生死祸福”坐卧不安。欲望与痛苦常相伴相生，人受无止尽的欲望钳制，内心难以得到满足，痛苦随之而来。因而人应克欲以自足，自足蕴藏知足与知止两层含义，老子曰：“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正因自足，人才可避免羞辱和伤害。自足实为“安己所能”的态度，自足之人优游于心，既有任其生命的从容，亦有安其生命的洒脱。当人摒弃外在规范，抛去人之所欲，就已然成为自我的精神主宰；而人亦不断超越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于己已是问心无愧。现实境况固然无力扭转，人却可把握自身，改变心态，在任何尽己所能的情况下泰然处之，便能不扰于外、不乱于心，使精神臻于自由。
由上观之，优游于心确为人解放自我之路径。依此路径，人只顾抛开杂念而从其主体使命，因循能力身体力行，依靠实践累积经验，奋发自为以求自足。如此，心灵在身体中栖居而不落别处。
二、游于世：适意生存的“玄同彼我”之境
人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小我，更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大我。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并未忽视人之社会性；相反，他以独特的处世原则“游于世”来面对社会，进而化解人与外物冲突。“游于世”之“游”为闲适自在的悠游，它是人适意生存之道——人处于世，用于世，却又离于世，显示其社会性。
“游于世”之首要条件当是处于世。首先，“处于世”建立在保全生命基础之上。庄子所生时代生灵涂炭，他与世无争的顺世态度恰是其身处乱世保全生命之智慧所在。一方面，庄子强调生命至上，若是物质利益与生命相抵触，理应放弃外物。在《让王》篇中，庄子如是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对于天下人，无论富贵与否，以牺牲身体为代价而求身外之物均非理智之举。倘若生命尚不存在，外物价值何在？另一方面，庄子主张“重死而贵生”。不可否认，庄子对死亡抱有一种豁达态度，但这不足以说明他不重视生命。《德充符》篇，庄子云：“死生亦大矣。”依他所见，生死齐一，人应尊重并珍惜生命而可终其天年。其次，庄子提倡人处于世但不拘泥于一处。因从时空上看，世界广阔无边且日新月异，人理应像鹏一样“怒而飞”而后“徙于南冥”。正如前文所言，“飞”方可让鹏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而“徙于南冥”得以让鹏极目更为广袤的世界。再从人本身看，人所识世界之程度与自身目光之短浅与否息息相关。《逍遥游》中，庄子所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就体现了“小大之辩”——“小”局限，而“大”无穷，目光开阔程度不同，处事态度则相差甚远。其所言“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意欲告诫人们不可“囿于一隅，执于一端”，因目光短浅而局限自身，陶醉于己，殊不知“人外有人”。
庄子悠游于世，生存仅是基本需求，用于世以致“适意生存”才为其理想生存状态。“善用世道”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人依靠世道使之为我所用。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在他看来，小到游气、游尘，大到鹏，无不借助风或水游动。庄子于此所要传达的是，万物均可借助他者来成就自身，这与荀子所言“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常人相比，善用世道之人总能事半功倍。其二，人善用并厚养适宜世道。庄子在《逍遥游》中如此写道：“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恰好证明了这一观点。于此，庄子指出鲲鹏变化图南之意：北海之水不厚，则不能涵养鲲，鲲才化而为鸟徙往更为深厚辽阔的南冥，“以暗喻大圣必深蓄厚养而可致用也”。[1]8依靠世道而为我所用，可令人宽心舒适；善用并厚养适宜世道，更可使人称心合意。
现实社会中，用于世之人依旧会陷入被束缚、限制的困顿境况，与适意生存的初心背道而驰；逃脱此种困境，“离于世”不失为明智之举。庄子在《山木》篇中曾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物物”即为“用于世”之举，而“不物于物”可谓“离于世”之态。“离于世”并非脱离现实，而是要人摆脱外界事物的束缚和世俗观念的限制，在现实中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一方面，人不为外界物质利益、功名利禄所牵累。世俗社会自古以来呈现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这是由人我之分造成的——人总把自身看成外界事物的主宰，凭一己之意占有外物，因而过分关注外物的种种表象；弄巧成拙，人的喜怒哀乐反倒跟随物的结果变化，成了物的奴仆。在庄子的世界观中，人与外物平等，应避免争夺和占有他物，这实为自我保护之法，他在《山木》篇中如此说：“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对于高高在上以自我价值标准评判他物的做法，庄子亦不认可，从《逍遥游》中他对惠子做法的蔑视便可略知一二。惠子认为魏王赠予的瓢无用，即刻将它摔碎，然而“无用”仅是惠子自我立场的价值判断，并非物之本然，庄子对这种功利态度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人不因现实的是非道德、评价标准而感到困顿。由内而言，正如上文所及，人应平视自己而对自我保持清晰认知。就如同《逍遥游》中的宋荣子一般“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无论外界是何评价，宋荣子心中毫无波澜。从外来看，外界的评价标准总处于相对维度之上，因人而异又因时而变。《逍遥游》中有言“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文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何谓“大年”？没有彭祖，大椿者可谓大年；没有大椿者，冥灵者可谓大年。若是过分关注和追逐外界评价，人便会掉进评价的漩涡而限制自身。
游于世可谓人适意生存之路径：人在这一层面上，处于世中而保持自由与生命的平衡；善用世道以获得悠然闲适之感；离于世外来消解人我之别，不为外物所累、所困。如此这般，人打破外界束缚与限制，从而物我两忘。
三、游于自然：通达天地的“天人合一”之境
庄子的人生哲学玄妙入神，其视阈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中的问题不完全是从社会关系中来的，仅只在社会关系中得到逍遥，那还不够。”[4]庄子之“游”，核心是“游于自然”，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中消解二者冲突。“游于自然”之“游”为痛快淋漓的畅游，此为人通达天地之道。如若通达天地，则需持生命的本然状态，循自然规律进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身心无所待的状态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以彰显自我本质性。
通达天地之方式有二，其一乃存生命之本然。一方面，庄子以旷达态度面对生死。在《至乐》篇中有所记载：“其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所为，常人大抵无法理解，然则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在他看来，生死不过气之轮回流转——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气之聚散如昼夜般交替进行，死生亦轮回不息，二者皆为生命的自然现象。死亡并非生命消逝，反之，它构成了生命有始有终的完整性，因此，人不必对死亡感到恐惧抑或是悲痛欲绝。另一方面，庄子主张返璞归真。他于《山木》篇中说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旨在劝诫人们停止以仁义、礼智雕琢自身本性，而应绝圣弃智以复归自然。在他看来，社会状况之所以这番不幸，正因人之自然本性被利欲巧智所扭曲，唯有“去性从心”，才能挽救道德之崩溃与人性之沦丧。其二是循自然之规律。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形而上体系，其哲学基础就在于“道”，“道”作为万物之本，是为万物的生存发展规律。一方面，庄子主张“无为而为”以得“道”。无为是自然万物的生成方式，庄子在《至乐》篇中如是道：“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存在方式理应也是“无为”。由是人应依万物生存之理“无为”对待万物，而不对其加以干预，否则既破坏他物本性，又丧失自我本性。另一方面，庄子提倡“道法自然”以尊“道”。自然万物各有其发展规律，若依其规律行事，人便能挥洒自如、坦然自若。庖丁从“所见无非全牛者”到“未尝见牛也”，正因其“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庖丁解牛遵循了牛自身的结构规律，才如此游刃有余。但不可忽视的是，万物的规律千差万别，人需对此有确切的认知，而不能模棱两可地张冠李戴。庄子在《大宗师》中以“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劝诫人们，妄不可混淆万物规律而胡作非为。
通达天地的根本特点在于身心无所待而“直与天地精神往来”。何为“有所待”？徐复观先生说：“人生之所以受压迫，不自由，乃由于自己不能支配自己，而需受外力的牵连，即会受到外力的限制甚至支配。这种牵连，称之为‘待’”。[5]庄子认识到不自由就因人“有所待”，依乎此理，“无所待”乃为获得自由之径路。怎样才能“无所待”？一方面，人要破除外在牵连，恰似《逍遥游》中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另一方面，人要打破自闭塞。庄子“无所待”的理想人格便是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和无名之圣人。“无己”即是“吾丧我”，“吾”指原始自然的“真己”，而“我”则是被仁义道德污染、被社会物化的“异己”。在体认自然的过程中，人须放弃违背本真生命之物，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执。“无功”即是“无为”，无为之人就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及的“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之人。庄子不鼓励人在社会中趋利避害，好大喜功而希冀成就一番伟业。相反，他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任生命以本然状态自由发展而不加人为干预。“无名”即是不追求名誉、声望和地位，在庄子看来，这些名位都是强加于人的。“名”虚无缥缈但又千变万化，只是外界所赋予的称谓，我们可以称善为恶，可以称美为丑。人若执着于此，则只是限于事物表象，最终只能困扰自身。至人、神人和圣人，正因抛开了自身的欲望，摒弃了外界的诱惑，破除了对利害、美丑、善恶的成见，才真正做到无所待而达至与自然和谐之境。
由此可见，畅游于自然实为人“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的路径。人在此过程中，持生命之本然，寻自然之规律，身心无所待而通达天地。
四、结语
庄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中，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下，人类自身道德沦丧、社会状况日渐衰微、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得各种冲突尤为凸显，人类痛苦难以消弭。
不同于其他先秦诸子强调社会价值体系的建立，庄子更多关注着人的生存与命运。庄子人生哲学之核心在于人的和谐境界问题，达至和谐境界是其化解冲突之道，而“游”则是其达至和谐境界的修炼方式。在那样一个扭曲人之本性，束缚人之精神，破坏人之和谐的时代境况下，庄子哲学的出现显得弥足珍贵，他为人指明了一条生存之道：游于心而不拘泥于一身，解放自我；游于世而不拘泥于一处，适意生存；游于世而不拘泥于一境，通达天地。三种境界由表及里，层层升华，人与内心、外物、自然和谐共生，从而突破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困境。
诚然，现代社会与过去相比已是日新月异，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人们陷入物欲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在层层的约束面前，人们不断迷失自我，生活得战战兢兢”[6]。人亦受自身欲望束缚而追名逐利，亦因外界判断标准影响而心态失衡，人类的痛苦似乎没有减轻一毫一厘，精神的空虚反而愈加强烈。针对此况，庄子哲学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内在价值置于当今社会，也同样适用。他教给我们优游于心的从容洒脱，悠游于世的闲适自在，畅游于自然的痛快淋漓，按照他指明的路径修炼自身，或许是人摆脱痛苦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
[2]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8).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5).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237.
[6]师丽娜.逍遥而游世——论庄子的逍遥游思想[J].社会科学学科研究,201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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