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对庄子破执以适世思想的思考

来源：网络    时间：2022/5/16    点击：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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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对庄子破执以适世思想的思考

 

栀沫说历史

 

庄子《人间世》旨在探讨人存于这纷乱的世间，应当以什么样的一种姿态和方式生活。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其一是我们活着应该干什么，即仕或隐的问题;其二是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着，即如何自处的问题。几千年来，仕与隐都是中国士人难以抉择的矛盾，这不仅关乎理想，还关乎对自身的定位与评价，以及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可以说是体现着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话题。

袁宏道对于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的“自适”之学在“适己”也在“适世”，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他在《广庄·养生主》中已解决了人自然属性中的“适己”问题，继而在《广庄·人间世》中将目光转向人的社会属性，把庄子的“心斋”理解为佛教的“破我见”，力图以“自适”为原则调和儒、佛之间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以求“适世”。

人世之艰

袁宏道说:“处人间世之决，微矣微矣”，于是他对现实中各类人的处世之道进行了观察，世俗之人互相争斗，遇强则退，遇弱则进，深陷俗世之纷争。贤智之人或仕或隐，能入世却不能出世，能出世却不能入世。袁宏道认为这二者恰好反映了处人世间之难，一难在于俗世中如何生存，二难在于乱世中如何实现理想。

一直以来虽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说，但是对仕与隐的抉择仍然是困扰中国士人的一大难题，处于晚明乱世的袁宏道既怀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又向往超凡脱俗的隐士生活，他徘徊在仕与隐之间难以抉择，这不仅是由外在环境导致的，更是他个人性格决定的。袁宏道“少年英特”，狂傲而放浪，早年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沉溺于酒色山水之乐，不以生计为意。

然而晚明官吏傣禄低微，他又性喜豪奢，导致在辞去吴县县令之后，“及计穷壹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尘，求教学先生。”袁宏道的第二次出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此时的他已到了而立之年，然妻儿的生计却无法负担，自己的前路也无法预料，在游乐的激情褪去之后，他更加感受到了人生的凄冷。

他虽向往超凡脱俗的隐逸生活，但短暂的激情隐退之后，又觉得自己无法完全出世，于是他试图调和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处世方式。

龙德适世

众人和贤人的处世方式都不能得到袁宏道的赞同，他提出了圣人的处世之道，所谓龙德便是指圣人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无论外在环境怎样变化，都能够“自适”、“适世”。

他认为这种龙德在儒家经典《周易》和思想中都有体现，他认为《周易》是以能屈能伸的龙德为道，而这又导源于《周易》，他实际上是将《周易》和思想中的辩证法作为龙德，并以此来统合儒道。

袁宏道认为其辩证法导源于《周易》，这是把道家当做了儒家流派的分支来看待，但他又认为他是处人间世第一人，这是肯定了他的处世之道要比孔子高明。他认为“古之圣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要想在这纷乱的世界生活下去，既要懂得儒家的入世之道，又要领悟道家的出世智慧。

因为无论是儒家的入世还是道家的出世，都不是完满的，道、德、仁、才、节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正如庄子所说“彼是方生”，有是则必有非，因道、德、仁、才、节而招致大祸的人并不在少数。所以他企图将儒、道思想调和在一起，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一条“自适”之途。

心斋无我

庄子在《人间世》中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控诉了卫国统治者的残暴，又借叶公出使齐国和颜阖为太子师两件事情表现了君臣之间的各种矛盾，实际上是将处世之难归结于社会混乱、君主昏庸等外部原因。

而袁宏道则将处世之难归结于内在的“我”，所谓“我”就是指佛教之“我见”，是自我肯定有一个实有的“我”存在，这种观念潜伏在我们的眼耳鼻舌等器官中，由此我们就自认为与其他物种相区别，从而有了聪明;这种观念潜伏在我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中，于是我们将所认识的“规律”当成了理所当然的道理;而这种观念潜伏在我们意识的根源中，由而我们便产生出对这世界的各种感觉、各种观念，这些观念继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由此在这世间的行进就更加步履维艰。

“我见不尽，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缚其手，欲解彼缚，终不能得”，袁宏道认为世道的艰难与否是由我们对自我的定位和看法来决定的，因为执着于以“我”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才产生出了种种的矛盾和困苦，“我见”即是处世的最大障碍。于是他分别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来论证，破除“我见”就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无论是对外在世界的治理还是对内在自我的修行，无论是对于儒家的圣人还是对于佛教的菩萨，“无我”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相比之下，所谓“事君之我”、“洁身之我”、“居圣之我”、“行道之我”，是对于法、身体、自己、他人有所迷，有所执，故而受到“我”之拖累而招致大祸。

再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我的身体是五蕴和合的假有，所以并不存在身洁与不洁，而法待因缘而生，所以事不事君皆不是由“我”而定的，我、法皆不存在，那么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又从何而来呢?那么居圣与行道的意义又何在呢?

袁宏道继而将此观点代入到孔子的观点中，说:“孔子自言六十耳顺，是六十而我见方尽明矣。”他是把孔子的儒家道德学说完全同化于佛教的“无我”之说中，显然这是他个人的片面解释，孔子言“六十而耳顺”不是因为无“我见”而耳顺，而是因逐渐的道德自我完善，从而使自己有了以道德为准则来分别是非的能力。

总之，袁宏道所提倡的处世之道是通过对内在自我的破除来实现的，这在形式上看，和庄子企图通过调解人的内心来处世有着相似之处。

庄子借孔子批评颜回在事君一事上太执着于自己的意见，必然会招致祸患为端，提出了“心斋”的方法，这就是说要消除心中内在的意见，使心灵处于一种类似于斋戒的空虚状态，只有处于空虚的状态才能够包容外在的一切事物，达到这种空明的心境，就能与自然、甚至社会合二为一，那么无论是事君，还是在这世界自处都能够顺其自然、游刃有余。

但是袁宏道和庄子是有所区别的，袁宏道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无“我见”的具体内涵，然而佛教中的“无我”却不仅仅在于消除自我的意见，更在于消除作为物质和精神的人的存在，更包含着对整个物质世界进行消解的意味。

而庄子所谓的“心斋”、“游心”则更强调通过主观上的修养来调和外在世界和我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是因为在庄子心中，外在世界的污浊不堪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他的处世态度多少带着点无可奈何。

庄子对封建君主是完全失望的，但又明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世界而存在，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乘物以游心”的游戏人间的态度，以“无用”为最根本的追求和存身的方式，实际上是完全出世的，他对现实的失望彻底否定了入世的可能。

然而袁宏道所认为的最佳的处世方式是能够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来去自如的，他认为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外在世界是否污浊不堪，而在于我们自身如何去把握，所以他对儒家治国、事君的理想并没有否定，只是认为在治世之前应该先破尽“我见”，“我见不尽，戮身之患且不保，何况治事?”

他认为真正的至人是那些既能入世又能保全自身的人，可见，袁宏道所欣赏的“屈伸不测”的龙德和庄子的“乘物游心”是不同的，庄子之处世之道在使人明白“无用之用”即是存身之法，而袁宏道之处世之道则仅仅是把“贵下”、“无用”当做藏的一面，而藏是为了显，抑是为了扬，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任性而用、随性而为，这即是他所谓的“适世”，也是通往“自适”的重要途径。

他认为只有像东方朔、叔度、嗣宗、梁公这样能够自如地在此世间穿梭才是“自适”，这种对不完美世界的包容、对自己人生的彻底掌控比儒家之入世或佛教之出世境界更高。他这种想法的实现，是以佛教破“我见”、断“无明”的方式来视现实中的一切如意和不如意为虚幻，从而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境界，这实际上是要把佛教出世达到的境界在儒家入世的道路上实现，他既想要享受现世的人生，又想要追求超脱的境界。

结语

袁宏道以“自适”原则来融会儒、释，其目的不仅在于对现实中的得意与失意进行调解，还体现为对自我命运真实掌握的要求，这是为了解决内在人生理想和外在环境阻碍之间的冲突，进而表现出了晚明士人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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