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的时运与文心

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22/3/20    点击：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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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赋体文学

 

 

编者按：赋，以独特的体式及“包括宇宙”的审美追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作家在不同人生际遇下的情感历程与精神追求。本期特别关注，约请专家从辞赋的时运，雅俗、性质等角度，呈现赋体文学的概貌。

 

辞赋的时运与文心

 

许 结

 

古人常说“赋兼才学”，以区分于诗人的“才情”，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重在赋家的才智与积学。至于“学”，如果结合刘勰《文心雕龙》论赋．如谓汉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诠赋》)，谓晋代“赋乃漆园之义疏”(《时序》）等话语，就会发现赋家之“学”并非仅是积学，而是具有当代的学术精神，反映时代运道，书写赋家文心。

诗赋作家的书写，均契合时代脉搏，比较而言，诗作所含文化精神多具追溯的特征，如诗人多尊奉“诗骚传统”，被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陶渊明，唐宋诗人无人敢说超越，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仅是模仿，苏东坡“和陶”亦乃拟效。赋则不同，作家更喜欢驻足当代，持进化观，显示文化的超越性。例如晋人左思撰《三都赋》就批评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写作“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三都赋序》)，唐李白在《大猎赋序》中也批评相如《上林赋》的气象“幄龊之甚”,宋周邦彦《汴都赋》称“而此汴都，高显宏丽，百美所具，亿万千世”，元黄文仲《大都赋》谓“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后世如法炮制，一代胜过一代。也正因为赋家创作的当代性特征，所以与时代的文化思想最为切近，甚或可谓其学术思潮的文学化书写。以汉、晋、唐、宋辞赋创作为例，恰恰体现了汉赋尊“礼”、晋赋崇“玄”、唐赋重“律”、宋赋尚“言”的特征。

汉赋尊“礼”，突出在骋辞大赋的三类题材，分别是“游猎”“郊祀”与“京都”，尤其是“京都”中所包含的除“游猎”“郊祀”之外，尚有“朝正”“迎宾”“大傩”“宴飨”等礼仪的描写，均为汉廷“天子礼”的展示。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关“天子校猎”，摹写的是汉天子游猎礼；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叙述皇帝祭祀“太一”“后土”，也属于汉天子郊祀的范围。再以班固《东都赋》中的“朝正礼”（即“元会礼”）的描写为例，“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疊，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其中迎宾的百戏表演，又见于张衡的《西京赋》，包括：“乌获扛鼎”（举重表演）、“都卢寻橦”（爬竿）、“冲狭”（钻刀圈）、“鷰濯”（翻筋斗）、“胸突铦锋”（硬气功）、“跳丸剑之挥霍”（手技）、“走索上而相逢（双人走绳）、“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化装歌舞幻术）、“鱼龙蔓延”（大型多幕歌舞、杂技等）、“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魔术、幻术）、“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驯兽）、百马同辔，骋足并驰”（马戏）等。这既是赋作的刻画，也是朝会礼为“天下之壮观”的情景再现。

汉赋创作以礼仪书写为中心，与汉人礼教思想的建构有关，这可从两个层面说明。第一点是“天子礼”的构建。汉代初年朝仪礼法多承秦制，引起文、景之世有关仪制度的争论，直到武帝时尊儒术、备礼乐、改历法、立正朔、制定郊祀诸仪，始定汉天子礼制。这其中一个节点是由“秦政”返“周政”，而周朝的仪礼（汉称“士礼”)，仅“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礼无一传者”（王应麟《玉海》引刘歆语），所以天子礼的真正构建在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又因秦世无文，礼仪文化的兴盛却在汉代，赋家正是以文学形式彰显其礼仪思想的群体。同时，汉代赋家多为“郎官”，伴随帝行礼如仪，这也引出第二点，就是制礼作乐与赋体的兴盛。对此，班固《两都赋序》指出：“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时时间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也明确认为“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明末学者费经虞进一步说“汉兴，学者修举文辞。至于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雅伦》卷四）。这些都充分说明汉赋之兴与礼乐制度的关联，汉人作赋，多含“礼”义，今读汉赋，应观“礼”学。

晋赋崇“玄”，无疑与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关。《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论汉赋与魏晋诗歌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虽就玄言诗而论，但也说明了由汉至晋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之变化，就是由礼学转向了玄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也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即以《老》《庄》为例，阐发当时文学的“玄风”。而这种玄风不限于诗域，更明确地体现于辞赋写作。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可以说，当时的“三玄”（易、老、庄）在赋创作中均有呈现，如《嘉遁赋》之于《易》理，《玄览赋》之于《老》学，而更突出的是《庄子》“逍遥”义在晋赋中的书写，也就是“赋乃漆园之义疏”的意思。所谓“逍遥”，晋人的解释是：“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文学》引向秀、郭象注《逍遥义》）所谓“当分”“任性”，关键在适性自然，是晋人解《庄》的要义。试以张华《鹪鹩赋》为例，该赋取词及义于《庄子·逍遥游》有关“尧让天下于许由”的一段叙述，如许由回答帝尧“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赋中写道：“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其“鹪鹩”之喻仅属宾词，关键主词是“予无所用天下为”语，这正是赋写“庄语”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任自然”之理，是超然物外的逍遥之境。由于玄言入赋，使晋人用赋又多呈现于“谈赋”的形态与“咏物”的题材。刘勰在提出“赋乃漆园之义疏”前，有谓“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这也包括“谈赋”之风。《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多则谈赋记录，例如：“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其中不乏玄义。对应庾阐的《闲居赋》“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气味相投，应契无间。我们再看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论魏晋咏物赋“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物宜”与“理”之“侧附”（从旁附会，有所寄托）, 为其要点。我们读晋人咏物赋，如孙楚《雁赋》云：“有逸豫之隽禽，禀和气之清冲；候天时以动静，随寒暑而污隆……迎素秋而南游，背青春而北息。溯长川以鸣号，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穷天壤于八极。”又《雉赋》云：“体冲和之淑质，饰羽仪于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扬皦皦之清音。设密网于岩阿，飞轻激之云浮。上无逃而弗获，下无隐而不搜。遂戢翼以就养，随笼栖而言归，恒逍遥于阶庭。”其中的“任自然”与“恒逍遥”，既是“雁”与“雉”的“物宜”，更是“侧附”的生存之“理”，寄托适性逍遥的自然意趣、既是《庄》学趣味，也是玄言意旨。所以读晋人赋，是应参融玄义去理解的。

唐赋重“律”，可以律赋的形成为典型。尽管据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论唐赋所述“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但作为一代赋体的特色、律赋堪称时代的志。唐代律赋的形成，源于两端。一是以“赋”取士制度的实施，即“唐以词赋取人……假物喻理，声谐字协”（叶适《习学记言序日》卷四七《皇朝文鉴·律赋》)；“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孙梅《四六丛话》卷四）。二是赋体自身的变迁，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因为律赋讲求“声谐字协”，所以应运而生一批教示闱场的“赋格”类工具书，今存唐人无名氏的《赋谱》为其成果。作为工具书的《赋谱》，既有技术的示例，也具规范的意义，如分句法为“壮”“紧”“长”“隔”“漫”“发”“送”等，其中“隔句”分“六体”，即“轻、重、疏、密、平、杂”。又作解析：“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可见其技艺也具备了整体性的意识。以汉唐盛世为例，如果说汉代是文学的草创期，那么唐代则是文学的整合期。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李世民《帝京篇序》)，实为这种思想的表述。而在其整合与规范中，内含一个“律”字。在中国古代刑律史上，唐律最为完备。唐代四种法律统称“刑书”，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分述其义，唐人用“文法”概括法律，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凡文法之名有四（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史家考述唐律，也认为“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新唐书·刑法志》)，唐人定刑以格律，是其整饬社会秩序的基本形态。而用“文法”概括法律，又与“赋法”相通，唐人论赋的格、法、式归于“律”，其以“律令”衡“辞赋”，是非常明显的。以“律”观“赋”，诚为读唐赋的一大要则，源自文化制度的变迁。

宋赋尚“言”，构成宋人以文为赋与赋好议论的基本特征。从宋文赋来看，元人祝尧出于“祖骚宗汉”的赋学观，批评“唐宋间文章，其体有二：日俳体，曰文体”，并以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为例，认为“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古赋辩体》卷八）。而由此批评，适反证宋人创“文体”赋以擅“议论”的创作。如欧公的《秋声赋》，其“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一段，诚为论“秋”之文。又如苏公的《前赤壁赋》，其“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一段，又是自然与人生哲理之论。而从宋赋好议论来看，又不限于“文赋”，其于闱场律赋的写作，也改变了唐人的纤绵清丽，而为横骛别趋的议论。例如范仲淹的省试之作《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开篇即谓“圣人生禀正命，动由至诚。发圣德而非习，本天性以为明”，首解《礼记·中庸》“自诚而明谓之性”义，与周敦颐《通书》倡导“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相类，通观全赋，俨然一篇言说性理的论文。宋代到神、哲时期出现闱场考试“经义”与“诗赋”之争，但具调和之论恰在“以言取人”。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引录刘挚语：“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宋人为何重言，我们又可以参读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推述宋代设“谏院”重“言官”的意义，所谓＂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正因宋置言官，倡直言，影响了整个宋代文风的走向，宋人科举首重策论，宋赋无论文体或律体均好议论，与此尚言风习相关，自有其文化与制度的背景。研讨宋赋的义理或风格，宜乎于尚“言”而得其朕。

由汉“礼”、晋“玄”、唐“律”与宋“言”探寻辞赋的变迁与发展，或可于“赋兼才学”之“学”有另一番的理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选自《文史知识》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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