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9/4/10 点击：1221
人文之道：庄子哲思的价值追求
何光辉
[摘 要] 庄子的哲学思想承续老子哲学反思、批判的精神，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之道”也是庄子哲思的价值追求。庄子的“人文之道”始于对生命本质的关注与人生意义的追问，经由对人生价值迷失、生存困惑原因的揭示，最终探寻出关于生存价值选择的三个进阶，即“不为物役”“法天贵真”和“循道游世”；并把这一价值追求寄于“至德之世”中。庄子的“人文之道”反映了他对于超越世俗物欲生活的追求，对于回归人类本真之性的向往；其理论主旨在于把“人”从“物”之中拯救出来，还人“自然”而自由的身心，还社会“朴真”而和谐的发展。显然，庄子的“人文之道”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文之道；庄子哲思；不为物役；法天贵真；循道游世；至德之世
一、引言
从人文思想的角度来解读道家哲学，并把道家人文思想称为“人文之道”，意在彰显道家哲学反思、批判伦理、政治异化的人文精神，及其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守护人的生存价值的人文思想。道家这一深沉的人文关怀既表现在以“自然”“无为”为主题的老子哲学思想之中，更是表现在先秦道家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的哲学思想中。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转型深入进行。社会的剧烈动荡，战争频发、物欲横流、生灵涂炭，这一切使得人们的生存价值选择更加困惑，人生意义更加迷茫。因而，也引起庄子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与价值探寻；而且，庄子的哲思承续老子哲学反思、批判的精神，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之道”也是庄子哲思的价值追求。
那么，庄子的“人文之道”有着怎样的价值追求？其逻辑起点是什么？其价值追求又如何建构？庄子的“人文之道”体现了怎样的理论主旨？本文拟以中国人文传统为理论视域，结合学界已有的成果，就上述问题作出一些新的思考。
二、庄子“人文之道”的价值追求
总起来看，庄子“人文之道”的价值追求始于对生命本质的关注与人生意义的追问，通过对人生价值迷失、生存困惑原因的揭示而逐次展开。
（一）关注生命本质
与老子一样，对于生命及其本质，庄子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认为：“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下引只注篇名）意为生命表现了天地万物至德的光辉，而天性则是生命的本质和根本。对于生命的天性和本质，庄子善用比喻和寓言来阐释。在《庄子·马蹄》篇中，庄子借马喻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这里，“马之真性”是指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马生命之本质，这种本质就是马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地放逐，饿了吃草，渴了饮水；而对于马进行外在修饰、限制都是非自然的有意为之，是不符合马之本性的。故庄子指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天”指符合马本来面目的存在，实为道家的“自然”意，“人”指非“自然”的人为结果。庄子于此说牛马之“真性”，实是喻指人之“真性”。又如：“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日天放……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对于庄子而言，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应是本于人的“常性”，就像“天放”般的牛、马在天地间自由放逐一样。而外在的物欲，包括名利、仁义，则是对于人的生命自然本质的戕害，正如“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的固者，是侵其德也（《马蹄》）。而外在物欲对人的侵害甚至最终丧失生命，对此，庄子在〈应帝王〉中以“浑沌”的寓言来说明：“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在这里“浑沌”比喻生命的“自然”本质，而为之凿窍则有违这一本然的存在形态，其结果则是生命的终结。
上述庄子的“真性”“常性”“天放”“素朴”指的都是生命的“自然”本性，它们构成了庄子关于生命“自然”本质的内涵。而且，同老子一样，庄子也不主张“益生”，认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当因自然而不益生”（《德符充》）。在庄子看来，生命乃一自然体，如果贪图享受，放纵欲望，追名逐利，不但不能益生，反而会招灾损身。故庄子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而只有“攘弃仁义” （《胠箧》）、“伦与物忘”（《在宥》）才能“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以达到“保身”“全身”“养亲”“尽年”（《养生主》）的目的。
由上可知，庄子“人文之道”对于生命本质的探索，也是他对于生命之真的诠释。而当这种诠释被置于“无道”的战国中后期的时代大背景下，它必然启示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那个生命和人性被名教、物欲、名利以及战争所戕害、扭曲的时代，“自然”的生命本质无疑表达了一种对于本真生命的期待，对于本然生命的呼唤；同时也警醒人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在于执守生命之“自然”本质。然而，这样的本真生命、意义人生在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存在吗？这促使庄子的进一步深思和追问。
（二）追问人生意义
在〈齐物论〉篇中，庄子对人生意义发出了如下追问：“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独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为暗昧不明、茫然迷失之意，人生之“芒”便意味着对人生意义的不明，对应有生存价值的迷失。显而易见，庄子的这一追问，是面对社会的动荡无序，物欲的到处充斥以及生命的无能为力，而深感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茫然不明，有感而发。对于如此暗昧茫然的人生现状以及造成暗昧的原因，庄子有着痛心的揭露：“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上，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庄子的视域中，人生在世便是“与物相刃相靡”一刻也不停，被“物”所“役”却没有目标，这真是人生巨大的悲哀！可见，庄子认为，造成人生之“芒”的原因就在于沉溺于“物”，被“物”所役。
那么令人生意义不明，使人生价值迷失的“物”所指为何？对此，在〈骈拇〉篇中，庄子作了详尽的回答：“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自虞氏招仁义以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以仁义易其性也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刑，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显而易见，庄子的“物”指的就是“礼乐”、“仁义”，并具体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利”、“名”、“家”、“天下”四种物化形式。他把三代以来“礼乐、仁义”对人的戕害概括为“以物易性”，即改变了人自然本真之性。庄子认为，社会的演进过程，就是“礼乐仁义”对于人本真之性不断侵害，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逐渐迷失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渐“失其常然”，最终落个以身殉“物”为代价的。因而，对于“仁义”，庄子有着更尖锐的批判：“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骈拇》）、“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
上述观点，庄子为我们展现了他与老子同样的批判视角，把“礼乐仁义”看作社会致乱，人们生存价值迷失、茫然的根本原因。关于这点，在〈缮性〉篇中，庄子又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之中，对“治化之流”的“礼乐仁义“作了进一步的揭露：“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遂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为，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这里的“德下衰”其实就是“道下衰”，“心”在此指的是已被“物”所役的世俗之心。庄子在此为我们再现了三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兴治化之流”而“德又下衰”，这是个二律背反的社会难题，与三代以前的和谐、美好而“常自然”的社会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个难题对于个人的生存来说，则是“去性而从於心”的悲剧过程。显然，对于庄子而言，这样的人生意义是被遮蔽的。为此，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庄子“人文之道”的终极目标。
（三）探寻生存价值
如何找回人生的本真意义？如何化解生存的悲剧？如何返归“自然、无为”的生存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先秦道家哲学的集大成者，庄子展现了其“人文之道”独特而深刻的理论视域和内涵。
首先，在庄子看来，社会上出现的“以物易性”、“去性从心”的现象，关键是人们没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仁义、名利”等“物”的关系，整日忙于追名逐利，沉溺于物，从而本未倒置，失去了对于“物”的主导性、主动性，落个被“物”缚，为“物”役的被动地位；甚至把人等同于外物一样的工具来对待。庄子〈在宥〉篇中指出：“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庄子以治国作喻，认为能够支配万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的统治者，就能统治天下。而这又是适合于一切人与“物”关系的道理。庄子的“物而不物”强调的是人对于物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身虽处于“物”中，却不为“物”累，不被“物”役。同时，在〈人间世〉中，庄子又借树喻人，认为人之“无用”乃“为予大用”。“无用”是相对于外物所说，“大用”乃相对于人本身而言，庄子于此强调的是人之用不在于成为外物的工具。可见，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庄子主张超越物的束缚，不为物役。这种超然物外的生存追求，显然又是处身于触目皆物欲现实的庄子，坚持自己价值原则的明智选择。
其次，“物”作为社会演进和文明发展的现实载体，是人们推行“礼乐仁义”以“兴治化之流”的结果。然而，在庄子看来，这种人为之“物”是与自然之“真”相对立的，是“伪”。他以“礼”为例加以说明：“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礼”是世俗之为，是与“真”相对的，而“真”的根本内容就是指人本有的自然之性，也就是“天”。关于“天”的涵义，庄子指出：“无为为之之谓天”（《天地》）把“无为为之”界定为“天”的涵义，可见庄子并非否定人之所为，而是否定人之违反“自然”之性的有意而为，对于法“自然”之所为则是肯定的。于此可知，庄子又为我们区分了“物”的两种情况，即：“无为”之“物”和“有为”之“物”。又如在〈庚桑楚〉中，他指出：“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意为：本真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所在，合乎本性的所为，就是有所作为；而受到外物名利的驱使有意而为，就是丧失了人的本真之性的所为。同时，庄子又强调“人（为）”与“天”的区别，认为“人”乃外在的社会演进之所为，而“天”是内在的人之本真；因而二者是不同的价值系统，不能以外在的价值“人”（伪）强加于内在的价值“天”（真）。故他主张“不以人助天”（《大宗师》）、“不以人入天”（《徐无鬼》），而要“法天贵真”（《渔父》）。“法天贵真”实质上就是法“道”之自然，贵“人”之朴真。由此可见，庄子在对“物”的超越之中，又注入了实实在在的价值内容。
再者，如果说上述的“不为物役”、“法天贵真”是庄子欲改变社会现实，改善人的生存境遇，而基于“道”之本性的一种价值选择；那么“游世”思想则是庄子在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乱世，而寻求自身解脱的一种境界追求。在《庄子》中有多篇涉及这一“游世”思想的论述。比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应帝王》）以及“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水》）等等，都反映了庄子的“游世”思想。
通过上述引证内容可以看出，庄子的“游世”思想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游”的实质内容是对于世俗功名、物欲的拒斥，即“无己、无功、无名”；另一方面，这种“游”又必须以“循道”为前提，即“乘道德”、“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因此，它实际上是对“不为物役”和“法天贵真”的进一步超越和升华，最终经由“循道游世”而达至“物化”、“与天为一”（《达生》）的自由人生。这是一种完全挣脱了世俗价值的羁绊，返回到“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的人生境界。可见“循道游世”的思想也是庄子在置身于混乱的战国中期，为全身避祸，避免外物对本真之性的摧残，而不得已的自救之法；同时，由于这一思想又是基于对“自然”、“朴真”之“道”的依循，显然，庄子的“循道游世”与一味地消极“避世”有本质之别。
（四）向往“至德之世”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把他向往的生存世界寄于“至德之世”。在〈胠箧〉篇中他指出：“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可见，庄子向往的也是“自然纯朴”“甘美安乐”、“和平安宁”的社会，对于这样的社会他称其为“至治”。庄子的“至治”社会，其本质上也是“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关于社会“和谐”的内涵，庄子在〈天道〉篇里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在〈天下〉篇中又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这里所谓“与天和”、“与人和”、“和天下”，都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庄子释“德”为“和谐”义，在〈繕性〉中他说：“夫德，和也。”可见“至德之世”实际上就是和谐之至的社会发展状态。
进而，对于这样的社会，庄子有着更为详尽、全面的描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为义，相爱而不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天地》）庄子在此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因循“大道”的和谐社会：不需“尚贤”、“使能”，而人们的所行所为都体现出“仁义忠信”的原则。而且，这种和谐也是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相互平等的和谐：“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马蹄》）这样的社会中，人与禽兽万物同处不离，共同组成和谐一体；人与人之间也没贵贱之分，高下之别，人人素朴无欲、平等相处。但及至圣人提倡仁义，这种和谐社会便不再存在。
由此可见，庄子设计的理想社会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他希望能返回社会素朴的发展状态，社会没有等级，人与人平等，自然与社会没有界限，人与万物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消除仁义道德，社会没有贤能，没有“机心”和“奇物”，有的只是“法道”而行。
然而，与老子一样，庄子的“至德之世”也是遭后人诟病，认为这是希望返回原始社会的复古倒退，反社会文明发展的思想。作出这样的误读，关键是没能把握庄子这一理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对庄子的哲学思想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尽管庄子的“至德之世”过于理想化，有希望重新回归朴素社会之嫌，但在他美好理想的背后，反映的是对现实社会到处充满着争战、物欲、虚假、不真现象的不满和批判；折射出对适合于人生存的“自然”“朴真”社会的赞美和向往；同时，庄子的这一社会自觉意识也能引导人们不断去警醒并反思所生活的社会现实。
三、简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基于对当时无比动荡而无序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对主流价值观“礼乐仁义”的深度批判，庄子的“人文之道”从关注生命本质、追问人生意义开始，经由对人生价值迷失、生存困惑原因的揭示；进而展开了以“不为物役”“法天贵真”和“循道游世”为主题的价值探寻，并把他生存的理想价值寄予“至德之世”之中。这些思想构成庄子哲思基本的价值追求，也成为庄子“人文之道”的基本价值内涵。
庄子的“人文之道”反映了他对于超越世俗物欲生活的追求，对于回归人类本真之性的向往；其理论主旨在于把“人”从“物”之中拯救出来，还人“自然”而自由的身心，还社会“朴真”而和谐的发展。显然，庄子的“人文之道”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已严重影响到人性的纯朴并对社会的诚信体系造成破坏时，庄子“人文之道”所倡导的“不为物役”“法天贵真”等价值追求，无疑能够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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