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研究

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7/6/4    点击：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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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研究

        

               蒙城县委宣传部庄子研究课题组

 

组  长：胡海鹏

副组长：蔡洪光

成  员：张洪涛   范勤跃   乔春林   侯廷飞

张建同   牛怀慧   于永军

 

 

庄子研究课题分工

 

顾  问：胡海鹏

统  筹：蔡洪光

1、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     张建同

2、庄子思想的基本内涵     牛怀慧   乔春林

3、庄子思想的社会影响     范勤跃   于永军

4、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洪涛   侯廷飞

 

 

前  言

 

庄子是一个奇人。虽一生贫困潦倒，却能超越贫困乐在其中。他用一篇篇轻松诙谐、喻意丰富的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看破名利，超越生死，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他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关爱，对自然的敬畏，对心灵的关照，犹如一盏明灯，在喧嚣中静静地闪烁，指引着人们摆脱俗世的烦恼，寻求心理的平衡，回归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庄子》是一本奇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闻一多）其思想内涵涉及史学、哲学、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西学的发展交融共进，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作为庄子故里蒙城人，深深地为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先哲、可敬的乡贤而无比自豪。按照亳州市社科联的研究计划，我们参与了“亳文化之庄子研究”课题研究工作。面对汪洋浩瀚的庄子文化，面对博大精深的庄子思想，我们怀着高山仰止之心情，站在庄学家们的肩膀上，潜心学习，勤奋思考，努力将庄子文化和庄子思想这柄熊熊燃烧的火炬，举得更高！

 

                蒙城县委宣传部庄子研究课题组

 

                壹、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

 

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以下省略“公元”），名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相关的文献史料、历史遗存、历史典故、文脉传承等均予佐证，现择其要而述之。

一、“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史记》内证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编纂的鸿篇巨著《史记》，是学界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史记·老庄韩申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清晰地说明了庄子故里在有“漆园”之“蒙”， 即今安徽省蒙城县。然而却有人质疑，今以《史记》为内证，考之。

其一，《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之“蒙”乃古方国，即古蒙国

《史记》中，司马迁为百余人立传，在介绍人物里籍时，体例上大致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对秦汉时期人物，因年代距时人近，故不表其国籍，仅述郡、县籍。如：“萧相国何者，沛（郡）丰（县）人也”、“陈胜者，阳城（县）人也”、“贾生名谊，洛阳（县）人也”等。第二，对先秦人物，因年代较远，方国众多，故述其国籍，兼述其县、乡、里籍，且国籍必述。如：“老子者，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孔子者，鲁（国）昌平乡陬邑人”、“苏秦者，东周（国）洛阳（县）人也”等。其中，贾谊、苏秦同为洛阳人，因贾谊为汉代人物，故不述其国籍；而苏秦为先秦人物，故记苏秦时冠以宗主国“东周”，以示其里籍。若国籍无考，则里籍无述，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贤人中的司马耕、公西赤等六十多人，则仅述其姓名字号。

《史记》记述了里籍明晰的先秦人物57位，均述其国籍。再例：“晏平仲婴者，莱（国）之夷维人也”、“申不害者，京（国）人也”、“孟轲，邹（国）人也”等，其中，“莱”、“京”、“邹”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方国。由此可知，《史记》中“庄子者，蒙人也”中的“蒙”也应为古方国。

春秋战国时期，古方国是大小不等的侯国，为周爵封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论语·先进》）可见，当时方圆五六十里便可以成为一个方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汉书·地理志》）可见，当时这样的古方国众多，它们远离母邦大国的都城，多成为大国侵吞攻取的对象，故需“朝秦而暮楚”，而今安徽蒙城当时处于战乱频仍的宋楚边界，正是这样的一个古方国。

《史记》中，记老子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言及国、县、乡、里（村）；而记比老子晚102年的庄子，却只记述其国籍。这只能说明，庄子诞生于蒙国的国都，故无“县”、“乡”、“里”可述。也只有生活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蒙国国都内，庄子才可能获得潜心学习思考、著作论道的机会，成为一代文哲大师。

其二，《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之“蒙”即“冡”，亦为“北冡”，乃今安徽蒙城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史料价值学界公认。《竹书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在哪里？宋·罗泌《路史》云：“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天宝元年改。”宋时蒙城属亳州，汉时称山桑县，治所在今蒙城县坛城镇。“北冡，蒙字尔”，即“北冡就是蒙”，也就是说，这个称“北冡”的地方，就是古称“蒙”的地方。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时误将“蒙”作“北冡”，罗泌辨“北冡”为“蒙”，还原了“蒙”字的真相，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颍上、临泉两地出土的春秋兵器上的阴文篆体“蒙”字，亦可证明。

《史记·老庄韩申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寥寥数语中却用了两个“蒙”字，特别强调庄子为“蒙漆园吏”，即是说有“漆园”之“蒙”，方为庄周故里之“蒙”。战国时期，以“蒙”作地名的地方有之，河南商丘境内的“蒙泽”，山东临沂境内的“蒙阴”等，但作为国名之“蒙”，唯有今安徽蒙城的“蒙（北冡）”。再看“漆园”，史料记载，山东东明有漆园，安徽定远有漆园，安徽蒙城有漆园，而山东东明和安徽定远均无“蒙”，有“蒙”兼有“漆园”者，仅安徽蒙城一地。安徽蒙城，商称蒙（北冡），后称山桑、蒙县、蒙郡等，唐天宝元年更名为“蒙城”，延用至今。庄子为吏之漆园故城，遗址在今蒙城县城东北三里处。

《史记·老庄韩申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

为蒙漆园吏。”《史记·宋微子世家》曰：“万（南宫万）有力，病其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两处引文同出于《史记》，“蒙”与“蒙泽”同在，说明“蒙”与“蒙泽”并非一地，战国时期庄子故里之蒙，绝非今河南商丘境内的蒙泽。“蒙泽”，顾名思义，地势低洼之地，位于黄河故道南岸，今属于商丘市民权县。以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上建县的。而且蒙泽在商丘西北方向，有学者认为庄子故里在今河南商丘东北，一是把“蒙泽”误当成了“蒙”，二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曰：“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其中“攻蒙、虞”之“蒙”，就是战国时期的蒙（北冡）国，秦时的蒙县。

                 

 

 

 

 

 

 

 

 

 

 

 

 

 

周勃“攻蒙、虞”的军事行动，是刘邦义军攻砀战役的一部分。其总的军事行动路线，由留（今江苏沛县境），而砀（今永城东北），而下邑（今河南夏邑），而蒙，而虞（今河南虞城），最后“还军丰（今江苏丰县）”。

周勃是从下邑去攻蒙的。秦时，中原地带叫“蒙”的地方有三处：今山东境内的蒙阴、今河南境内的蒙泽、今安徽境内的蒙城（秦在蒙国国都设县，沿用楚名蒙，为“蒙县”，辖今蒙城、涡阳、永城、濉溪等四县部分土地）。山东蒙阴距河南夏邑直线距离有八百里之遥，凭刘邦当时三四千人的义军实力，从河南夏邑转战山东蒙阴再转战河南虞城，可能性很小；河南蒙泽在商丘西北，商丘在虞城西北，虞城在夏邑西北，周勃要越过虞城和秦重兵据守的商丘，去攻打蒙泽，再回头夺取虞城，不符合常识；安徽蒙县，当时秦军力量较弱，周勃率军顺而取之，应在情理之中。

其三，《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之“蒙”，亦宋亦楚，非宋非楚

有些学者很关注庄子“是宋人还是楚人”的问题。庄子为“蒙人”，那么，“蒙”属宋还是属楚呢？让我们再次翻开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

春秋初期，蒙（北冡）属宋。《史记·宋微子世家》曰：“十二年（前639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晋杜预注曰：“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原鹿县故城在今阜南县境。《水经·淮水注》：原鹿县“即春秋鹿上”。这说明春秋初期，宋的势力范围已达胡子国（今安徽阜阳），而地处阜阳以北的蒙国，自然属于宋国的势力范围。

春秋中期以后，蒙（北冡）属楚。春秋中期，宋国在大国争霸的连年征战中国力日衰。前575年，楚晋鄢陵之战，楚败，“楚师还，及瑕。”（《左传·鲁成公十六年》）“瑕”为蒙（北冡）东南三十里的一座古城邑，“涡水经瑕城南，即楚瑕邑。”（《水经注·涡水》）说明，当时的瑕城属于楚，与瑕城仅三十里远的蒙（北冡）自然也应属楚。

前322年—前286年，蒙（北冡）属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宋国君偃十一年（前322年），偃自立为王，向东打败齐国夺取五座城，向南打败楚国夺取土地三百里。“宋方五百里”（《战国策·宋策》），城父（今涡阳城父镇）为楚国北界守城，可断定蒙地也在“取地三百里”之内。随着宋“取地三百里”，蒙结束了属楚的历史，开始由宋控制。

前286年以后，蒙（北冡）属楚。《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宋王偃立四十七年（前286年），齐、魏、楚三国联合讨伐宋国，杀死了宋王偃，消灭了宋国并三分其土地，而处于楚国北界的蒙地当回归楚国。前309年，今山东枣庄的小邾、傅阳、兰陵、滥邑四城邑皆属楚，远在枣庄之南的蒙地自当属楚。

庄子生于前369年，卒于前286年，终年83岁。而庄子所在的蒙，前322年以前属于楚国，是年被宋国攻占；前286年宋亡，蒙再次回到了楚国。这就是说，庄子47岁的前半生（前369—前322）属楚，36岁的后半生（前322—前286）属宋。所以，既可以说庄子是宋人，也可以说庄子是楚人；即可以说庄子不是宋人，也可以说庄子不是楚人，这正是司马迁不便以宋、楚确定庄子国籍的原因所在。如果是朝代更替，像罗贯中，说他是元末明初人；像顾炎武，说他是明末清初人。可庄子是国别更替，该怎么定论呢？还是以其所在的古方国名定其里籍最为妥切。

二、“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其他资料佐证

关于庄子故里，自汉代以来，无数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除《史记》可作为内证外，还有很多文献史料，亦可证明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谨举数例。

其一，左丘明《国语》。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肥城）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编纂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书中云：“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其中的“萧”是一个古方国，在今安徽萧县。萧、蒙并举，当证明“蒙”亦为古方国。三国时韦昭注《国语》曰：“萧蒙，宋公子鲍之邑。”鲍（？—前589年），即宋文公，春秋时期宋国国君。这期间的蒙属于宋国，但不久便被楚国占据，“楚师还，及瑕”便是明证。萧蒙同为宋国公子鲍的封地，说明两点，一萧蒙当远离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二萧蒙两地当相去不远。考之史料，“萧”之北、东、西三面皆无称“蒙”之地，唯有南面的蒙（北冡）国，即今安徽蒙城。

其二，乐史《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著名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字子正，宜黄霍源人）撰写的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此《记》卷帙浩博，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太平寰宇记》云：“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楚之蒙县，先秦史籍无载。而秦设的蒙县，《史记》有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县、道、邑一级行政区划粗为规划，未及整齐，即灭亡。故其泗水郡下的蒙县，当是沿用楚名。就是说，西汉分置山桑、蒙县之前的“蒙县”，就是楚设蒙县，即今安徽蒙城。

其三，王安石《蒙城清燕堂》。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宋神宗年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写下了一首七律《蒙城清燕堂》，诗云：“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诗中的“清燕堂”是指宋仁宗年间蒙城县令苏舜钦的县衙后堂与住所，苏舜钦（1008—1048），一名苏舜卿，字子美，河南开封人，二十七岁授光禄寺主簿，知亳州蒙城县事。他立志仿效先贤庄子，像清明时节涉水衔泥的燕子那样，做一个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县官，故将县衙后堂命名为“清燕堂”，并题匾树碑，以示自勉。诗中王安石有感而发，用天下闻名的梁国酷吏田甲与一代先哲庄子作对比，高度赞扬了蒙城政风清廉、民风淳朴。

其四，苏轼《庄子祠堂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秘书丞（朝廷中职掌文书的官员）王竞（1032—1095，一作王兢，字彦履，山东曹州人）知蒙城县事。王竞始建庄子祠，并请求苏轼为庄子祠作记。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今属四川眉山市）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受王竞之邀，题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求文以为记。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全文468字，单就前两句序言，便可见苏轼对“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充分肯定。

其五，吕南公《过庄子祠堂》。吕南公（1047—1086)，字次儒，江西南城人，北宋文学家。庄子祠建成后不久，吕南公慕名来到蒙城拜谒先哲庄子，并写下七律一首，题为《过庄子祠堂（堂以嵇康配坐）》。诗云：“客过蒙城日欲曛，更寻祠馆拜遗真。文章昔已悲衰世，香火今谁望俗人。诸子异端争土苴，千秋余乱见缘因。只应叔夜轻狂辈，未是先生入室宾。”这首诗足以证明蒙城县令王竞建造庄子祠的史实。诗中除表达对庄子的敬仰思慕之情外，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庄子祠堂里列着嵇康的牌位。嵇康（223—262），字叔夜，汉魏时期著名文学家，其祖先姓奚，祖籍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后因避难徙居于谯国铚县嵇山之侧（今安徽涡阳县石弓镇内），遂改姓氏为“嵇”。涡阳县当时属于蒙城，故蒙城人视嵇康为乡贤，将其牌位列于庄子祠内。

其六，朱熹《朱子语类》。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世尊为“朱子”。朱熹对庄子故里有系统考证，其《朱子语类》云：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问道及为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如果庄子是今商丘东北人，怎么会不知道闻名于宋、魏的孟子？到过宋、梁的孟子，又怎么不知道庄子？由此可见，庄子应是楚地之蒙人，朱熹的推论历来被专家学者所肯定。

其七，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学大师。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文中说：“苟无当生生之事者，北方学者之所不道，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为事，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遁世而不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北方”指齐鲁晋等中原地带，代表文化“中原文化”；“南方”则指楚越吴等地，代表文化“楚文化”。在《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文中说：“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也。”大师此论，亦得到诸多学者认同。

三、“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主要历史遗存

目前，在安徽蒙城境内，存在着许多关于庄子故里的遗址、遗存，且都能与相关史料相印证。在蒙城及周边县境还出土了春秋时期“蒙”字兵器、“庄子祠堂记”残碑等珍贵文物，为“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提供了直接或间接实物证据。

其一，北冡遗址。宋·罗泌《路史·国名记》载：“商氏后，冡。《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北冡故城，后为纪念南朝军事家檀道济在此量沙唱筹智退敌兵而更名为“檀公城”，俗称“檀城”，后演变为“坛城”，即今蒙城县坛城镇。该镇位于蒙城县城北40里，城中有北冡山。北冡故城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有三道城垣，如今址基尚存。中城墙基仍高出地平面2至5米，约成正方形，东西长1320米，南北长1330米，遗址上多处出土过“陶鬲残片”、“楚蚁鼻钱铜币”、“青铜鼎”、“青铜铙”等殷商时期或战国时代的历史遗物。

其二，漆园遗址。“漆园”是古蒙国境内的一座古城，庄子做蒙漆园吏的地方，漆园遗址位于今蒙城县城东北三里处，其内城南北长345米，东西宽280米，明嘉庆《寿州志》载：“庄周为漆园吏，即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在宋代庄子祠遗址上出土了漆园故城古街巷石条，在明代重修的庄子祠遗址上出土了苏轼《庄子祠堂记》残碑。最早记载蒙城漆园遗址的是宋军幕府周密（今山东济南人）撰写的随军笔记《齐东野语》。1234年，南宋与蒙古军联合伐金，周密于是年六月二十一日抵达蒙城，其《齐东野语》里写到蒙城有南北二城，“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很显然，南“城”为涡河南岸的今蒙城县城，北“城”即为涡河北岸的漆园故城，此处也是宋神宗元丰元年蒙城县令王竞初建庄子祠的地方。

其三，濮水。古“濮水”，即今天蒙城县城南八公里横穿全境的芡河。《水经注·渠水》载：“沙水又东分为二水,即春秋所谓夷濮之水也。”夷，即今涡阳城父。《水经注·沙水》载：“一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艾水，东迳城父县之故城南，东流注也。”城父故城在今蒙城县城西北百余里。“艾水”亦有版本印作“父水”者，疑字误，应为“芡水”，即今蒙城县城南流经“城父县之故城南”，就是庄子垂钓之濮水。据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常征先生考证，濮水及其有关水道，处于淮北平原，因开渠和兴造运河等等，虽有变化，或通或竭，不与古同，而今日情形仍与《水经注》所说无大差别。

其四，庄子祠。蒙城庄子祠，由县令王竞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在漆园故城内始建。宋代庄子祠于明天顺年间没于黄水，以后六次修建或重建。明万历九年（1581），蒙城知县吴一鸾在今蒙城县城东郊捐俸买地重建庄子祠，时有逍遥堂、梦蝶楼、鱼池桥、观鱼台、道舍等建筑，布局严谨，规模宏大。明宗伯汪镗撰《新建庄子祠堂记》，刻碑立于祠内。明崇祯五年（1632），知县李时芳重修逍遥堂，增建“五笑亭”，辟池为“濠上观鱼园”，并亲撰《新修庄子祠记》。明清之际，庄子祠屡历兵劫，遂渐颓毁，所存无几。清代至民国中期三次修葺，增设景点，在通道两侧建碑亭两座，立碑镌刻前贤题咏和乡贤义行诗文。1995年，由县政府集资于宋代庄子祠遗址上重建庄子祠，由中国科学院古建筑专家张驭寰先生设计，著名书法家舒同先生题写“庄子祠”祠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题联“遊于逍遥论以齐物，超乎象外得其寰中”。

其五，“蒙”字兵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距离蒙城一百多里的颍上、临泉两地，先后出土两件春秋时期兵器，一为“铜戈”，一为“铜剑”，二兵器上均铸有阴文篆体“蒙”字，“蒙”字笔画悠长，笔划工整流畅有力，形状如龙头凤尾，是春秋时期的一种典型虫鸟篆体书法，专家考证二兵器为春秋时期蒙所铸造，今存于阜阳市博物馆内。战国之前的兵器，特别是专门用于战争的戈，非国家是不能铸造的，这证明历史上确有蒙国存在。蒙作为古方国，势单力薄，不可能跨越像宋这样的大国远征，只能与相近的国家征战，“蒙”字戈也只会遗留在相近的地方，故“蒙”字兵器，可以证明蒙国离颍上、临泉两地不远。全国范围距上述两地最近之“蒙”，非今安徽蒙城莫属。

 

 

 

 

其六，“庄子祠堂记”残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蒙城在宋代庄子祠和明代庄子祠遗址上，先后发掘发现了有关庄子的石碑八块，其中包括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残碑和明代汪镗的《新建庄子祠记》碑等，其中尤以苏轼碑记残碑最为珍贵。该残碑上部分残失，现存部分左侧高110厘米，右侧高82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存原文18字，现存于庄子祠内（如右图）。为迄今为止学界公认的关于庄子故里最有价值的文物证据

。

另外，在蒙城境内，还有位于小辛集乡吕望社区芡河（古濮水）北岸唐代砖木结构建筑供奉着庄子和姜子牙的双公庙、位于今蒙城县城内兴建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嵇康亭等历史遗存，均可作为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辅助证据。

四、“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主要掌故典故

庄子一生贫困潦倒，而“其学无所不窥”（《史记》），其渊博的知识从何而来？其“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庄子祠堂记》）”的生活体验从何而得？这从庄子的楚庄王后裔的身份、楚地方文化基因可见一斑。同时，《史记》、《庄子》中关于庄子与楚蒙之间的典故记载，唐宋两代皇帝的颁诏与祭拜活动等，皆可证明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

其一，楚庄王后裔身份。《庄子》被金圣叹（1608—1661，苏州吴县人，明清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称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则说：“其文则汪洋辟阂，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在当时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府藏民间无有的背景下，仅为漆园吏的庄子，其“无所不窥”的渊博知识从何而来呢？这不能不涉及到他楚庄王后裔的贵族身份。郑樵（1104—1162），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宋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他在《通志·氏族略》说道：“庄，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据有关资料，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多引自《元和姓纂》。《元和姓纂》为唐林宝所撰，因撰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而得名。这说明，在唐宪宗元和以前，即公元806年以前，历代史料都认定庄子为楚人，为楚庄王后裔。

其二，楚地方文化基因。庄子是今安徽蒙城人，不仅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考证而推断，而且《庄子》一书透露出来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也足以证明此著作为楚地楚人之作。《庄子》中的伟大丰富的想象，海阔天空的描写，只能是南方人所居楚地的自然环境陶冶和文化氛围熏染的结果，《庄子》中记述了各国故事110多则，其中楚国故事为49则，足见庄子对楚地风情风物熟悉的程度。故而，朱熹认为《庄子》迥然不同于北学的异端之说，只有南方楚人才会为之。王国维认为《庄子》既迥然不同于北文的恣肆之风，只有南方楚人方能为之。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以丰富多彩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形成的。今天，关于《庄子》的思想和文风属于楚文化系统这一观点，已经成了学术界没有异辞的共识。

其三，喻牛辞相，喻龟辞相。《史记》中记载了庄子“喻牛辞相”的故事，《秋水》篇中记载了庄子“喻龟辞相”的故事，两则故事生动形象，后人耳熟能详。无论是喻牛辞相，还是喻龟辞相，都发生在庄子垂钓的濮水。当时的“濮水”全国有两处，一处在今山东境内，一处在安徽境内。庄子垂钓于濮水，不可能远涉他国；再说楚国和宋国为敌国，战事频仍，楚王也不可能派大臣持重金，越过敌国到山东境内的濮水边聘庄子为相，只可能在楚国境内濮水，那就是蒙城境内濮水（今芡河）。

其四，濠上观鱼，濠梁之辩。《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与惠子濠梁观鱼的故事，留下了著名的“濠梁之辩”。濠水，古河流名称，在今安徽凤阳县境内，战国时属楚。濠梁之辩中，庄子对外物恬淡的欣赏，在自由、自足、自得中移情于物，以飘然若仙的美学态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本真之美，是艺术家的气质。而惠施对外物则做理性的分析，看重知识论的判断，以逻辑的理性态度追求事实的真，是逻辑家的固执。惠施生时为宋人，在魏国从政多年，深受中原思想文化的影响，具有理性务实的思维方式；而庄子为楚人，其思想浪漫自由，想象丰富多姿，亦可作为判断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依据。

其五，唐玄宗颁诏。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年在位。据《旧唐书》记载：唐天宝元年（742）二月，颁诏：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庄子》书为“南华真经”。同年九月，诏命庄周故里隋山桑更名为“蒙城”，沿用至今。唐玄宗崇道信道研道，命名“蒙城”，影响巨大，绝非轻率之举。据著名历史学家、道家文化研究专家熊铁基（1933— ，湖南常德人）研究，《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认为更山桑名为蒙城“是一个重大举动，对于‘不稳及重名’必有一定的考证。加上庄子故里蒙城非同一般，因为就在这一年二月，对庄子实行加封。”天宝元年以前，蒙地先后被称为蒙（北冡）、漆邑、漆园、楚北地、涡阳、淝水、山桑等，因其名称“不稳”，唐玄宗诏命更名为“蒙城”，除沿用商代蒙（北冡）之名外，兼有“庄子者蒙人之城”或曰“庄周故里蒙地之城”之意，应是考证了“庄子者，蒙人也”之后的必然结论。

其六，宋徽宗祭拜。宋徽宗赵佶（1082—1135），1100—1126年在位。徽宗虽不善为政，但其文学艺术成就天下闻名，对道家文化和道教情有独钟。他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还亲自作《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我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庄子故里的考证，自当是道籍研究的重要内容。据《宋史纪事本末》和《中国历代帝王录》记载：宣和元年（1119）六月，宋徽宗颁诏追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并自号“道君皇帝”。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进攻北宋，宋徽宗禅位后东下，经亳州来到蒙城，专程到庄子祠祭拜庄子，期盼微妙元通真君能保佑大宋王朝江山不倒，社稷永存。

五、“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的文脉传承

庄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其宏阔深邃的哲学思

想、汪洋恣肆的文学艺术、浓郁厚重的楚地风格，影响和感染了古今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庶民百姓，尤其在其故里蒙城，仰慕之，追随之，研究之，弘扬之，蔚然成风，已由一个人的“逍遥”蝶变为一座城市的“逍遥”，“庄子故里，逍遥蒙城”，如今已成为蒙城亮丽的城市名片。

其一，习俗方言。《至乐》篇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庄子妻子去世了，好友惠施前去吊唁，却惊讶地看到庄子不是悲痛欲绝，而是盘坐在地上一边敲着瓦盆，一边歌唱，“白喜事”的习俗从此兴起。《明史·循吏列传》云：“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庄子》中很多用语出于世俗，司马迁说“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苏轼说“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诚然！如《人世间》篇中“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之“拱把”，邵汉明解：“拱把，细的。”此解不妥。蒙城木匠量树，至今仍有以“拱把”为准者，说一棵树有几把几拱粗。“把”是大拇指到中指尖的距离，约半尺；“拱”是中指中节的长度，约一寸。又如《秋水》篇中“夫鹓雏……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之“练实”，王力解：“练实，成玄英说，旧注：竹实。未详。”两位大师未详，而蒙城人熟知，练与楝同音，“练实”即楝树果实，蒙城俗称“楝枣子”，是喜鹊等鸟类冬天最喜爱的食物。蒙城民间有儿歌云：“小鸡子，小小子（麻雀）；凤凰单吃楝枣子”。再如《知北游》篇中“神农隐几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之“僻陋”，自古译文为“见识短浅，心志不专”，不妥，正确译文应为“百事无成，没有主见”。僻陋，现作“纰漏”，蒙城俗称某人办事出差错叫“戳僻陋”，称某人百事无成叫“僻陋手”或“僻陋种”。还有《逍遥游》中的“不龟手”、《天地》中的“托生”、《秋水》中的“吓我”、《天下》中的“图傲”等方言词语，比比皆是，不少专家学者解之不详，而时隔两千多年蒙城人却清楚明了，运用自如，个中原委不言自喻。

其二，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对于史实考证来说，传说故事虽然只是辅助性的证据，但一个地方同时出现大量关于同一主题的传说故事，不能不强化这个地方某一特征存在的可能性。庄子是道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后被道教信徒尊崇，便有嵇康、陈抟、刘海等文人名士慕名前来蒙城，隐居求道，留下了“庄子卧渔”、“陈抟四十五里上天梯”、“刘海戏金蟾”、“张拉塔”、“何仙姑”、“七仙庆寿”等神话传说，也留下了嵇康亭、唤鸡楼、陈仙桥、陈抟卧迹、刘海庙、刘海井等遗迹遗存。

其三，庄学研究。自明代始，蒙城官方共11次修志，均将“庄子”做专章撰写。亦自明代始，蒙城兴起“蒙人注蒙庄”，万历年间，蒙城县教谕吴宗仪（今江苏武进人）注成《古蒙庄子校释》，时任蒙城县令的王继贤（今浙江长兴人）亲为吴宗仪书稿审定、作序并组织出版，如今，古版珍品《古蒙庄子校释》尚存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庄研学者撰写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考证文章，如夏茹冰的《庄子故里新探》、菲铭的《再论庄周故里》、张曦光的《庄周故里考》、王克峰的《蒙国考》等，进一步扩大了“庄子故里蒙城”的认知和庄子思想的社会影响。

其四，活动传承。自宋代以来，历任蒙城县令均以任职庄子故里而倍感自豪，如宋代的王竞，明代的吴一鸾、李时芳等，均或建或修庄子祠，或求请或亲笔撰文作记。官方和民间祭庄活动十分兴盛，方志云：“每年春秋两祭，数百年不辍。”近年来，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民间祭庄、梦蝶诗会等一系列以弘扬庄子文化、传承庄子思想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多彩，方兴未艾。

庄子是蒙城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博大精深的庄子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让我们带着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去创建一个至真至德的大同世界。

 

 

 

 

 

 

 

 

                 贰、庄子思想的主要内涵

 

庄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其思想光芒照彻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各个领域，具有鲜明的中国人生哲学特色，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些高贵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闻一多）庄子思想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一座巨大而永恒的丰碑。

一、庄子的宇宙观：始卒若环，万物一齐

“宇宙”一词，最早由庄子提出。宇宙观，也叫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宇宙观，而哲学则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作为庄子宇宙观理论表现的庄子哲学，是那个时代哲学领域的一个令人景仰的伟大建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于自然”。司马迁把庄子思想的要义归结为“自然”，这是十分准确的。自然，就是本然，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是“自然而然”。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庄子哲学称为“自然型”哲学。庄子的学说是超越之学。一方面，它与同时代诸子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以超越同时代的一切学说，使精神“稠适而上遂”，进入真与自由之域为归宿的。”（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世人常以“老庄”并称，但庄子和老子是有很大不同的。著名庄学家陈鼓应先生认为，“若论到哲学的深度、广度及其繁复性，庄子则大大超过了老子。”

那么庄子宇宙观是什么？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呢？

“道”的本义是道路，是到达目的的途径。老子把这个“道”作了引申，赋予它一个全新的哲学意义。道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宇宙的本根本源和蕴藏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普遍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中最高的范畴，从而理清了道家哲学体系中诸多概念的层次关系。他在《大宗师》一文中阐释了“道”的基本内涵：“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先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他认为世界是由“道”决定的，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但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还认为“天下通一气耳。”（《知北游》）“气”是充满于天地之间的普遍存在，是万物统一的基础，“道”、“气”配合而生万物，所以“气”也是化生万物的根本。这些观点都是对老子“道”论的突破，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也为后来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庄子认为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在《庚桑楚》中对宇宙下过定义：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按照《释文》的解释，前者指四方上下之空间，后者指古往今来之时间。空间与时间的无穷就是宇宙的无穷。庄子在主张宇宙无限的同时，也承认具体事物的有限性。无限包含有限，有限通向无限。无限和有限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庄子认为运动变化是天地间的普遍现象，是一切事物的共同特点。“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大宗师》）“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因存在于事物自身（即“自化”），而不是外力的作用。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的双方即是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它们既互相依存，又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和互相转化。庄子这种对立统一的观念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可以看作是后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前驱。关于事物的运动变化，庄子提出了“物化”的观点，“物化”表现的是大自然发展变化的关系和特征。

何为“物化”？他在《齐物论》中有一个形象化的解释：“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谓之物化。“庄周梦蝶”，表现的就是对“物化”问题的思考。“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人间世》）“若化为物，以其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庄子认为，人死之后，会变成其他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死后又会变成其他的事物，如此生生死死，循环不已。不单是人，万事万物也都处在变化之中，宇宙即一变化之流，万事万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庄子认为事物发展的最终形式是循环，“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又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寓言》），意思是万物是同“种”关系，形状不同，彼此可以相互转化，而这种转化始则有终、终则又始，呈现环状循环。庄子的“物化”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也为他的“齐物论”提供了依据。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又一重要内容。庄子的“齐物论”是一种立足于“道”的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这个“齐”，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齐物”，一是“齐论”。这个“一齐”，是只有站在“道”的高度，完全抛开了“成心”才能获得的认识。何为“成心”？唐代庄学家成玄英解释为：“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成心往往带有偏见，它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物的隔阂与冲突，造成彼此关系失衡，严重的还会产生暴力，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秋水》）一切纷纭杂乱的对立，都是人们眼中的所见，或者说是“人为”的结果，并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庄子看来，万事万物统一于“道”，而他“物化”的观点则指出了事物之间的依存与转化。如此以来，刻意强调事物的差别和对立也就没有必要了。庄子超越世间的纷纷扰扰，站在“道”的高度，重新打量和思考这个世界，进而提出“万物一齐”的观点。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是非判断的标准是变化不定的，因而是非的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人世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是非之争，善恶之辩，都是“成心”使然。“万物一齐”不仅否定了人世间的高低贵贱，同时也否定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优越感，它体现的是种一种“物我平等”、“众生平等”的思想理念。这对于启发人类如何正确看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庄子的价值观：大美无形，无用之用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认识各种事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意义、重要性的总的评价和总的看法。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另一面表现为评价尺度和评价准则。尽管价值观的问题包罗万象，究其核心，则是审美问题和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

人的内在需求是构成一切审美的基础，所以说，审美问题属于价值问题。对于一个审美对象，究竟美与不美，是以人的内在需求为前提的。人的内在需求会因人而异，因而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标准与审美取向。

客观事物一般都包括“形”与“质”两个方面。相对于外形而言，庄子更看重内在的品质，并时常会因其内在的美好而忘记外在的形貌，此之谓“得意忘象”。他认为“大美不言”，“大美无形”。在现实之中，声色形貌只是一种表象，甚至是一种陷阱。只有超越“形式”走向“心灵”，才可以体悟事物的价值所在。为此，庄子在《德充符》里，刻画了王骀、申徒嘉等几个肢体残缺、奇形怪状的人，这些人外表是丑陋不堪的，但都是道德完美的君子。其盛名卓著，连当时的孔子、子产等都甘拜下风。那些外表丑陋的、笨拙的甚至是残疾的人，因为其内在的美好而深深打动庄子，并被他反复赞美。他认为，丑的形体完全可以包含超越形体之上的美好的人格和精神，人格美、精神美远远高于外在的美。

摆脱感性形式走向心灵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超越。庄子哲学，是纯粹的心灵哲学。他的价值观念也是超越人们普遍认识的，其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抛开了庸俗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让心灵从审美的误区中解脱出来，是审美观念上的一次巨大突破。

关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关系问题，庄子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观点。山中的大树因为无用而免遭砍伐，而鹅却因为不会叫鸣而被主人宰杀。庄子由此得出结论：要想保全自己，就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意思就是说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去做了斧柄，于是斧头又用来砍树，说白了，就是自己砍自己。油膏可以点火，火反过来又可以烧油膏，这在实际上就是自己烧自己，故谓“自焚也”。这种有用的结果，就是伤害了自己。  

其实，对于一棵树，做木材，结果实，这是有用，这种“用”是小用，“终其天年”才是大用。而栎树在两相权衡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庄子并非否定世间的一切有用，他是要启发人们，要辩证地看待“有用”和“无用”，不要执拗一点。在他无用，在己可能就是有用。反之，在己为有用，在他则可能就是无用。无用之用，即为大用。这里就体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顺着这一思路，庄子又提出了“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主张。意思就是该有用的时候有用，该无用的时候无用，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的客观环境而随时变化。个人价值的体现离不开时代背景与社会的环境，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对客观形势有一个精准的判断，该龙则龙，该蛇则蛇。不能发生失误，否则对个体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也是十分危险的。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个观点无疑映射了庄子所处环境的险恶和人生的艰难。

三、庄子的人生观：不为物役，逍遥自由

不为物役，首先表现为庄子“安之若命”的人生态度。他在《人间世》里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的命不是神或上帝的旨意，而是一种抽象的必然性。所谓“安之若命”其实就是依从自然随顺必然的意思。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必然性，是安命无为这一生活态度的合理性的依据。《人间世》说：“自是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心也。”《德充符》也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无心无情，安然顺命，这是最高的道德修养，只有至德之人才能达到这种生活状态。在《大宗师》里，庄子描写了子祀、子舆、子产、子来四个人，都是安命无为的典型。子舆生病后，腰背佝偻弯曲，五脏血管直竖，面颊陷于肚脐，肩膀高过头顶，发髻上指天空。其痛苦丑陋，可想而知。但子舆并不抱怨，而是欣然领受造化的安排。而子来在生命垂危、“喘喘然将死”之际，也没有一点儿不舍和哀伤。因为他们知道，人本来就不能抵御自然，对于死亡就应该安然随顺，不以化为人而喜，不以化为非人而忧。庄子的安命论看起来是无可奈何的，其实更是悠然自得的。这种态度，能引导人们正确对待人生，坦然顺应命运的安排，拒绝不该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

其次，不为物役，表现为对名利的淡然和漠视。和儒家一样，庄子也讲求修身养性，其目标就是心中的“至真之人”。“至人”“真人”，就是得“道”之人。庄子在《逍遥游》里写出了“至人”的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就要对社会一无所求，不为外物所累。如此才可能进入“至人”之列，拥有精神的自由。在庄子看来，功名利禄并不是生命自身所有的，而只是偶然得来的，或者是暂时寄存的东西。没必要孜孜以求，人应从功名利禄中解脱出来，要复本归根，回归于道。

庄子洁身自好，一直保持着灵魂的清高和孤傲。他在仕途上抽身而退，转而追求心灵的安适超然。为此，庄子注重修身体道。他在《人间世》里借孔子之口，提出要心志专一，超然物外，无思无虑，保持空明的心境，这就是“心斋”。在《大宗师》里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意思是要离弃有形的身体，抛开聪明才智，忘形忘神，与大道融通为一。“心斋”与“坐忘”，是庄子修身养性的方法，也是通往自由精神境界的途径。在庄子看来，作为生命的个体，只有弃绝智巧，超然物外，虚心以待，才能体会无穷的大道，进入逍遥的境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思想门派也多讲修身养性之类，但庄子和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以儒家为例，他们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而庄子则是为了追求心灵的安适与自由，并以此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后归宿。

在《逍遥游》里，庄子表达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庄子看来，人生只有摆脱了各种羁绊，才能解脱心灵的痛苦，才能逍遥自在，才能从容以游。“逍遥”，指一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所凭借，无所约束。他列举小鸠、大鹏以至列子御风而行等例子，说明他们都是各有所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都不是绝对的逍遥。真正的逍遥游，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四海之外”。那是一种神秘自由的精神体验。在这个体验中，个人好像进入了一个清澄浩渺、虚寂无涯的宇空之中，尽情遨游、任意驰骋，忽如白云飘荡，忽如鹏鸟奋飞，无拘无束，无牵无碍。此时，内外兼忘，物我合一，不知有生，不知有死，超脱于俗世，游心于无穷。这是一种生命个体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亦即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一体、浑然不分的状态，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超然物外的绝对的精神自由。这也是庄子精神追求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庄子的自由是立足于精神层面的，那种与道为一、与天为一、与万物为一的幻化之境是一种神秘而珍贵的精神体验，带有浓厚的想象色彩。但不能据此认为他的自由观就是痴人说梦，它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自由与“道”的关系，给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向精神自由的道路：要想获得自由，就要与道为一。借助于道，人才能走出封闭，通达充满未知而又无限美好的自由天地。

庄子的自由观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反叛。在社会压抑、物欲泛滥、人性扭曲和异化的战国时代，庄子的学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他为处在黑暗年代的人们争取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理论依据。

四、庄子的处世观：顺时应势，循道而为

顺时应势，就是顺应天时，准确地把握和应用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基于“天道”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富有高超智慧的处世韬略。

庄子提倡崇尚自然，顺乎天理，不仅把它作为其哲学的基点，也把它奉为生活的最高准则。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正确与否的判断依据不是圣贤之言，也不是人们的直观感觉和固有的经验，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天道”，是否符合事物的本性和发展规律。这也是“为”与“不为”的参照标准。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庄子认为“无为”自然，合理；“有为”徒劳，甚至有害。人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刻意去改变它。所以安于天时，顺乎自然，不仅是人类应该持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也是立身处事应该坚守的行为准则。

首先，从治国理政的层面来看。让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天下大治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有着不同的主张和做法。儒家以礼治国，讲求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讲求用严刑峻法来保障社会的秩序。庄子的做法与他们完全不同，他认为所谓的“治”，只不过是统治者实现自已私欲的工具，是束缚人民的绳索。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不仅不能实现天下大治，还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庄子主张“顺物自然”，反对用任何人为措施去强制百姓，这就是“不治之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治”。在《应帝王》中，庄子借无名人之口说了一段如何治理天下的话：“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里的“淡”，就是恬淡宁静。漠，就是清净无为。恬淡无为，顺物自然，百姓就可以享有自由和谐的生活。治国之道在于让百姓自为自化，而不是横加干涉。在《天地》中，庄子说得更明确：“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这里“德”就是自得；“天”，即是天然。君主治理天下是尊重人民的意愿而成全于天然，所以远古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自然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在《天道》里，庄子以舜和尧的对话，揭示了治国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无为，使人民各自顺从自然之性。这样，为国者就能不必劳苦用心，就能实现人民富足、天下太平的治国理想。

其次，从个体层面来看。顺时应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利用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的“为”与“不为”，可以避开人生的许多艰难坎坷，从而更好更有效地走好人生之路，实现高远的目标。《天运》中说：“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蓟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老而无功，身必有殃。”意思是说，水陆不同是客观之异，舟车之别决定了行路方法的不同，因而选择时一定要适应客观的情势。周鲁之异是地域时代的不同，时移世异，处世的方法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否则就会劳碌终生一无建树，身家性命还会跟着遭难。所以顺时应势十分重要，如果看不清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不到自身所处的客观情势，单凭热情和干劲，强力而为，甚至是逆势而为，无异于舟行陆地，车行水中，必然会遭受挫折，导致失败。相反，如果能因时就势，循道而为，将如顺水行舟，不仅省时省力，还会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遵从规律，审时应势，就是循道而为。看似无为，其实是顺势而为。庄子的“无为”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处事的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判断的依据就是是否合乎“道”。依从天道，顺应机运，看似无为，实为大为。这种“为”，是建立在对“时”与“势”的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上，是智慧的选择，是“顺为”，也是“智为”，往往有很好的结果和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庄子的顺时应势，自然无为，其实就是一种极富智慧的处世韬略。

五、庄子的生态观：顺物自然，与天为一

   生态观是人类对生态问题总的认识或观点。庄子并没有建构起完整而系统的生态理论，但其作品中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态思想。

庄子没有把天作为一个有主观意志的“神”来看待，而是把它看作与人对应的自然。他的“与天为一”（《达生》）的观点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了。庄子提倡顺应自然，反对逆天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会影响自然；反过来，自然界也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就会怎样回应人类。远古时期，人们顺应自然，“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缮性》）庄子这一描述里包含着对自然万象的天然生机的赞美，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肯定。人不以主宰者的身份对自然万物进行分解和破坏，不站在一己的角度对待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处于一阵相亲相合的浑融之中，人身处其间，不知有物，不知有我，物我两忘，物我一体。这是一种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的偏执后所达到的顺天自化、天热合一的美好和谐的境界，体现了一种宏大而又深刻的宇宙生态理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过多的关注自我，忘记了自己也是自然万物的一员，无数的人力与巧智被运用到人们对私欲的追求上，于是社会畸形发展，生态遭到极大的破坏。他在《天道》中描绘道：“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情，中坠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 ，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由于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方法不正确，从而搅乱了自然界运行的秩序，进而影响了动植物的正常生活。庄子描述的草木未黄而落、日月暗淡无光、野兽无法成群、禽鸟不能安眠等等，都是人类逆天而行胡乱作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庄子并不想支配天下万物，《应帝王》中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而不伤。至人“胜物而不伤”的原因在于虚心而应物。胜物就是不为物伤，“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知北游》）庄子反对干预自然，主张随顺自然之大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此即为“与天为一”。后来人们在庄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合一”。著名学者季羡林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这一解释和庄子的观点是十分契合的。 中国的儒家也讲过“天人合一”，但儒家没有“齐物”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是“天地之心”，是万物中之最贵者，因而人应当对宇宙万物承担道德责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人拔高了，变得高高在上，就与自然对立起来了。在庄子看来，万物在大道面前都是平等的，人不过是万物中的普通成员，万物都不应“自贵而相贱”，“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庄子认为，人类的自我优越感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他用了很多鲜明的譬喻来描述人类的普通和渺小，反复申说人不过是万物中的普通成员而已，旨在消解和纠正以儒家为代表的人贵于万物的世俗观念。庄子指出，万物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类的标准并不适合万物。如果把人类的标准滥加应用，强加给万物，就是“以人灭天”，就会对万物构成伤害，因而人类必须尊重万物的天性。人类应该平视万物而不是高高在上；应该与自然合一，而不是与自然对立；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准确地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六、庄子的养生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全身养生”是庄子思想的又一重要内涵。它不仅是一套基于“天道”的养生之术，更是一种能让人们从容游于世间的生存技巧和人生智慧。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出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先民们为了心灵的愉悦和身体的健康，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养生文化。庄子之前，先民们就有了养生的实践和理论，但庄子是第一个提出“养生”概念的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找不到比它更有表现力的词语。在《养生主》里，庄子提出了“缘督以为经”这一养生的根本原则。缘督，就是要顺道守法，就是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如此，才能达到“可以保身，可以全性，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目的。

庄子不仅提出了养生的原则，还指出了具体的养生方法。他强调养生不单要“养形”，更要“养神”，养神比之养形更为重要。如何“养神”？他在《让王篇》中告诫人们，不能“弃生以殉物”。所谓“殉物”，就是说人不能过分追求外物，“不能见利而忘其身”。《刻意篇》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这就是说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去除杂念，宁静淡泊，处乱不惊。“养神”是养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庄子看来，养生就是要追求“心”与“身”的和谐一统。

庄子在总结前人养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体与外在环境统一的主张。他在《达生篇》中说：“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这就是说，要健全躯体，康复精神，就要“与天为一”，因为“天地”是万物之母，是万物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

庄子的“全身”、“养生”，不是锻炼身体、做做保养之类这么简单，这是一种源于“天道”的生存技巧。庄子在多篇文章中，对养生之道进行了深刻论述。特别是在《养生主》中，他告诫人们养生必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你看“庖丁解牛’，不要老是被那个厨子的技艺折服，你应该更多地去关注那把刀：它历经十九年而依然如初，就是因为它总是行走在自如的空间中。养生之道也是如此。道家养生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道”，“道”即是天地万物的本质和运行的规律。人类的生命活动要符合于道，也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如此才能健康长寿。人们立身处世，也要像庖丁的那把刀一样“批隙导窾”，才能不被损毁。只有顺应自然社会，安时处顺，方能保全生命，尽享天年。

 

 

 

 

 

 

           叁、庄子思想的社会影响

 

作为自然万物的观察家和批判者，庄子是一位站在宇宙之外的巨人，用他深邃的目光审视自然万物，观照人类社会，倾力于拯救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于困厄之中。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始终放射出智慧的光芒，其社会影响历久弥新。

一、庄子思想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庄子》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庄子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和他开创的独特的哲学体系。庄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支独放异彩的奇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文明。

（一）庄子哲学本体论的影响

本体论是探讨和解释宇宙本源或天地万物本性问题的学问，是关于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庄子在构建他的哲学体系、探讨宇宙本源和天地万物本性的时候，使用了“道”、“气”、“真”、“天”、“命”等哲学范畴。这里，仅以“真”为例阐述庄子哲学本体论的影响。

“真”在庄子哲学中具有极其崇高而超越的意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渔父》）在庄子看来，“真”是受之于天的，是超越于人类认识的现实世界的、本然的、自在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自身，是存在的澄明、去蔽状态，是原初浑沌的同一，是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本相，即“本真”。庄子所追求的“真”，并非一种知识、观念或理论体系，乃是一种无言的本相，无待的绝对，不关乎我们通常理解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状态。庄子“真”的概念，通常借助“真人”、“真知”、“真性”等来进行形象化的、具体的表述。

庄子所谓“真人”，是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指向一种抽象的哲学境界，这种境界可以理解为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先于人为的知识的、未经人的思维构架改造的本然的存在。就是说，“真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个人，而是一个象征，一个人格化了的抽象概念，即“真”的概念。而这个“真”指的其实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的本然的“存在”。庄子的“真人”是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差不多就是大自然的化身。庄子所说的“真知”，其意思实际上就等于“无知”、“不知”，因为这里的“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是本相，是无待的绝对，故不需要人“知”之而后才“真”。“真”一旦进入“知”与“言”，便不可能是原来的“真”了。所以，“真知”乃是“真”自身的显现，不是“真”以外的什么东西去“知”之、“言”之，而且“知”得越多、“言”得越多，离“真知”反而越来越远。“真性”即人和事物本然的、自在的本性（天性）。庄子反对儒家仁义礼乐对人之“真性”的束缚，主张去除一切对人性的束缚，让人回到其“真”性，所谓“返其真”（《秋水》），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放”、“悬解”。

“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对中国哲学史的一大贡献。在现存的《庄子》之前的先秦古籍中，“真”这个字几乎从未见使用。在庄子之后的古籍中，“真”这个字的出现频率便逐渐高了起来。此后，在中国思想典籍中，特别是在道家和道教的话语体系中，“真”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真”概念的提出，是有感于眼前所见、所闻的一切的不真，或失真。庄子主张“法天贵真”、“返朴归真”，人们享受着大自然所奉献给他们的一切，顺乎自己的天然本性参与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反对刻意的人为。这应该是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文明的反思和否定，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庄子提出“真知”的问题，并指出“不知”才是“真知”，这实际上表达了庄子对当时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的怀疑和否定。彻底怀疑和否定人类已有的知识当然是错误的，但对已有的知识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使人类的知识不断向“真”接近，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并因此对后世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庄子“真”和“真性”概念的提出，是对儒家所继承的前代礼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和否定。儒家用仁义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并试图说明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而庄子则认为，仁义礼乐残害了人的本性。庄子否定仁义礼乐是出自人的真性，这是对儒家特别是与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一派的“性善论”的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在当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响，详情虽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庄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那里，“性善论”已偃旗息鼓。从孟子一派由“率性”、“尽性”的路径来说明仁义礼乐的本源，转变为荀子一派从“化性起伪”的角度来说明仁义礼乐的必要，这当中庄子一派对人之“真性”的探讨以及对仁义的批判恐怕起了一定的作用。庄子所关注的人性之“真”，他对人之“真性”的探讨，在先秦人性论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对后世哲学以及思想家们探讨世界之“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使庄子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反对“异化”的第一人。

“真”可以说是庄子哲学追求的一种境域，庄子之“道”就是通往“真”的道路。

庄子哲学本体论为思想家们不断地探寻宇宙本源或天地万物本性问题，探讨自然万物生成（产生、成长、存在、死亡）的依据，探求客观世界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真理，开辟了一条可因循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以及有益的遵循、鉴借和启示，为后来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庄子哲学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影响

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是庄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有三个基本问题，即事物性质的相对性、判断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

庄子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相对的，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差别。人的认识不可能绝对的客观、正确，有相对性的一面，以人的认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庄子看来，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事物的人士也就不同，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共同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庄子认为，人之所已知永远小于人之所不知，人有限的生命与宇宙无限的范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如果以极其有限的人生、智慧去追求对无限大的宇宙的认识，必定会陷入迷惑昏乱而茫然无所得。

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其一，庄子第一个揭示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他从认识的对象、判断是非的标准、人的认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问题，对于认识的复杂性的认识，比他同时代的人大大跨进了一步，其深度是空前的。这种认识给后世的思想家们以深刻的启示。其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第一个提出了人的认识正确与否不能由认识本身来判定的观点，即认识本身不能作为证明自己正确与否的标准。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庄子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正面的回答，他最终只能勉强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来解释。但这种认识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毕竟是一个新的发现，成为打破思想禁锢的税利武器，给后世的思想家们以深刻的启迪，为后世思想家们探讨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出了空前的思想理论准备。其三，庄子第一个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在当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条件下，能够认识到人类具体认识的局限性、相对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造成这种局限性、相对性的原因，庄子对认识过程中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认识，是极富于智慧的表现。

（三）庄子哲学中辩证法因素的影响

庄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庄子认为，运动变化是天地间的普遍现象，是一切事物的共同特点；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且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万物存在状态和运动变化的动因存在于它自身之内（即“自化”），而不是外力的作用。在庄子看来，万物的生成是由于阴、阳二气交和的结果，阴阳交和化生万物；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不断，事物的变化也就不会停止，从而推动着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庄子以人的生命的短暂来感观时间的久长，以人的躯体的渺小来感观空间的广阔，从而推论出时空的无限性，并把时空的无限性抽象化、概念化为“宇宙”。同时，庄子也承认具体事物存在状态的有限性。无限包含着有限，无限由有限构成；有限通向无限，有限的发展变化体现着无限。有限是无限的必要环节，无限是有限的必然趋势。有限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无限是无条件的、永恒的，因而是绝对的。这就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庄子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些辩证法因素和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一个与僵死的官方学说（凝固化的儒家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否定因素。其一，庄子所提出的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在于“自化”的观点，从事物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寻找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有一个外在的推动者的存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宗教观念中主宰世界的神或上帝的存在，对后世哲学探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引领。其二，庄子对立统一观念的提出和阐释，更是后世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的前驱。其三，庄子对事物存在状态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理解，开拓了人们的思想和眼界，打破了“有限”的束缚，引导后世的思想家们去探索、认识新领域、新世界。这对于那些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之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同时，宗教神学宣扬宇宙有限论，就是要给神或上帝的存在留下地盘，为“上帝创世说”提供依据。庄子对事物存在状态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认识，可以说是对宗教神学的一个否定，对后世思想家们正确认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庄子思想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典范代表之一，《庄子》以其肆意汪洋的精神自由世界激荡着心灵。尤其是庄子的人生观，可以说是塑造整个封建士大夫阶级心灵的一个重要方面。庄子塑造的“圣人”理想人格，与儒家思想的“君子”理想人格共同建构起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格意象。

（一）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庄子把能体“道”，并按“道”行事的人，称之为“真人”。“真人”，其实是被庄子理想化了的人物，是一种精神境界。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结果，就是超然物外与精神解脱。

庄子认为，人与外物发生矛盾，造成对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看作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因此，只要消除了这种界限，忘掉“物”“我”的区别，人的心境就会进入空明的状态，生死、祸福、贵贱、成败、安危、毁誉等也就不动于心了，人的精神也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人的精神和生活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所统治的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待”。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顺着天地的自然之性，把握事物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就可以不受任何外物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生活。当然，庄子并非认为，人的自由就在于取消或抛弃“物”，而是“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也就是说，应该与“物”之间和谐、统一。即“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

当然，庄子也认为“无待”的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至，只有“至人”、“神人”、“圣人”等才可以达到，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这一思想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积极入仕的人，在一时无法达到自己理想时，往往都从庄子思想中找到慰藉。屈原“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的精神实质与庄子所提倡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精神境界更为惊人的相似，是靠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来排解人世间的烦恼。宋代诗人苏轼，在年逾花甲、以抱病之躯从荒远的海南赦还之际，仍毫不在乎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如此胸襟，是与他能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对待人生的苦乐有极大关系。唐代李白也曾崇尚隐逸，“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孟浩然更是寄情山水，自得其乐。

（二）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

安时处顺，即顺应社会潮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势所必然，不得不然。顺应着客观事物的天然理路和本来模样去行事，不要在其中加进带有偏见、能给人们人际交往、出事带来冲突甚至灾难的成心。与人交往时要顺应人意，与自然交往时要顺应自然。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客观情况，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宜处则处，宜行则行”。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的必然性，是庄子安时处顺这一人生态度的主要依据。以庄子对待生死态度为例。

死亡也许是无人不感到困惑恐惧的，但在庄子看来，人的生死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与死是一个联系的过程，“死生为徒”，“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是死的继续，死是生的开始；生与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认为，任何物体都是阴阳二气分合离聚的结果，“合则成体，散则成始”，生死亦然。被生死问题所纠缠，实在是自寻烦恼。庄子认为，既然生死存亡如“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就该“安时而处顺”，无往而不可。庄子旷达的生死观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名士刘伶在生死问题上够旷达了，《晋书·刘伶列传》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但苏轼认为他旷达得还不到家，在《濠州七绝》又云：“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苏轼也是把死亡视为“物化”，也即一种生命的结束和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当然，庄子对生命极为重视。生则乐生，死则乐死。《让王》篇中有一段子华子与昭僖侯关于选择天下与选择保全一只手臂的谈话。结论是，“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此种重生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代王充年近七十时，不顾年老体衰，写了《养性书》16篇。《晋书·向秀传》记载，崇拜庄子、相信道家养生方术并身体力行的嵇康出于养生目的反对向秀注释《庄子》。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宋书·谢灵运列传》记载，谢灵运游山水，写山水，在山水诗文中大讲养生之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也反复强调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悦世之目，破人愁闷”，是为了让读者“省了些寿命筋力”。

（三）“虚而待物”的处世原则

庄子在《人间世》中假托孔子之口，提出了“虚而待物”的处世原则。在庄子眼中，物体、名利、世间各种存在的东西都是“物”。庄子认为，不应把这些看在眼中，放在心中，应该虚而待之。《应帝王》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意思是说，一个人与外界事物相处，不要以己意去勉强、限制、压抑外物的自然之性，而应该心境空明，“无心而随物化”，随着外物的自然变化而变化。

庄子将无心于名利、无心于害人、无心于一切的处世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一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无劝成，过度益（溢）也”。与人相处，不可强求，不可过度，知道事情的艰难是靠人的力量无法实现的，从而顺着事物的自然之性去做，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二是“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直木先伐，甘泉先竭”。与人相处，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不要显露自己的才能，更不能与人争强好胜。三是“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所以“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与人相处，不可因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只有顺其自然，以“道”相交，才能长久不衰，而且也能使自己永远保持一颗良好的心境。

庄子“虚而待物”的处世思想受到了许多文人的欢迎。白居易留下了“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和“无情水任方圆器，不系舟随去住风”诗句。一个人无法违背命运的安排，只能按照命运的指令过完自己的一生；但命运把一个“方寸如虚空”的人同样无可奈何，因为“无心”之人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命运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痛苦。苏东坡在《宝山昼睡》中说：“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如果“心”中空无一物，容纳的岂止是数百人，它能容纳整个天地，容纳整个宇宙！

（四）影响持久的隐逸思想

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无比，念及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不能适合于战国时代，有着一腔政治热情的庄子，最终当上了隐士，成就了一首悲凉的隐士之歌。

思想家庄子能说出历代隐士落魄文人甚至处于弱势官僚的心声，能引起他们认同和共鸣，并成为其孤寂心灵的慰藉和皈依。汉初的贾谊才华出众，力主改革政制，因受权贵排挤，出为长沙王太傅，过上半仕半隐的生活。《鹏鸟赋》中所讲的吉凶否泰倚伏纠缠、死生寿夭难以预知、万物齐同、祸福等一均是庄子思想，贾谊要借此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调整。东汉张衡在考虑归隐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庄子思想，他在《归田赋》的最后说：“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想达到的归隐境界依然是庄子式的境界。史载，汉代梁鸿与妻子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以隐逸来净化自我，不为世俗羁绊。

《世说新语》记载，晋简文帝司马昱一进华林园就感叹：“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涧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见了山水就会想起庄子，生出隐退念头。陶渊明可以说是深得庄子思想真髓。只要与世俗社会、官场社会彻底断绝关系（“心远”），不管你生活在哪里，都不会有世俗烦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有彻底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随顺着自己的自然之性去生活，才会有悠然自得的心境。顺应自然就是庄子所说的“真意”。

三、庄子思想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出色的文学著作，它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及其建立的思想理论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笔者择取几个方面，以庄子对文学的影响为主，其他艺术为辅浅谈一二。

（一）浪漫主义风格。《天下》篇中说：“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此句可看做对《庄子》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的总结。庄子散文想象奇特，文笔优美飘逸，虚实相生，时有荒诞之辞，超尘脱俗，被鲁迅誉为“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如《逍遥游》中对鲲鹏变化的极度夸张的描写，蜩与学鸠的内心独白，藐姑射山上神人的神奇飘逸，《应帝王》中浑沌的妙趣横生，《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的交谈，《至乐》中髑髅与人的对话等等。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事物，庄子皆可驱于笔端，赋予其思想。奇特的想象同深刻的哲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读者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开源之功。

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源头，人们往往《庄》、《骚》并提。其实，楚辞很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屈原，名平，又名正则，字灵均。而《庄子·达生》有“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天下平均”文句。还有楚辞中出现的自然无为、六气、逍遥、登仙等词，也多出于《庄子》。从宋玉名作《对楚王问》中也能看到庄子思想印记。“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沓冥之上。夫藩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只不过把“鹏”换成了“凤”而已。

贾谊、阮籍、嵇康、陶渊明等文人或在思想方面，或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受益于《庄子》。在苏轼作品中，庄学的印痕更是时时可见。中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雄放纵恣的笔调、参差错落的句式也能看到庄子痕迹。刘熙载《诗概》如此评论：“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二）寓言手法。寓言，就是用人们所熟知的事物来比喻自己所要介绍的他人不知的事物，使人“知之”。庄子曾说自己的书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谈到《庄子》时说：“即物明理，《庄子》之文也。”如《逍遥游》全文即主要由鲲鹏变化南迁、尧让天下与许由、肩吾和连叔谈姑射山之神人、庄周和惠施辩“无用之用”等几个故事组成，哲理即蕴涵在故事与形象之中。庄子寓言时空错乱，打通神、人、鬼三界，赋予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物艺术生命力，采用人们所熟知的事物来承载他的说理，把抽象、深远、虚冥，不易捕捉的道理易于人们理解、接受，进而产生共鸣。与其它寓言不同的是，庄子寓言更显大开大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篇幅上，当长则长，该短则短；时空上，当大则大，该小则小。给后世为文者莫大的指导和启示。

寓言“蜗角之争”，既为人们展现出一幅无穷的宇宙图景，又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情绪及其对世间争名夺利者的蔑视。白居易读了这则故事后，无限感慨地写了一首《禽虫十二章（第七）》：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是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

苏轼熟读《庄子》，“得其寓言之意”《(庄子祠堂记》)，在“藉外论之”上很好地继承了《庄子》，写出了很多具有哲理意味的诗歌。就写景、记事、状物而借题发挥，转入理性的思考与议论。例如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下片写望月怀人，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转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表面是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

通过寓言故事让读者悟出其中哲理，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开启了后世小说创作的先河。

（三）审美思想

一是重“神”轻“形”思想。庄子认为，精神大于肉体，内在美胜于外在美。庄子重神轻形思想对后世文学、绘画都有极大影响。对于绘画，人们更强调神韵。顾长康为裴凯画像，偏要在面颊上多画出三根汗毛，认为如此才能传达出裴凯的神韵。据说顾长康画像后，有时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见对“传神”的重视。《玉堂嘉话》卷二说：“看画当观其气，次观神，而画笔又次之。”可见古人认为，画面上的线条、色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传达出的神韵。因此古人又把画家称为“传神者”，如王安石就写有《寄金陵传神者李士云》一诗。重神轻形思想与文学上的重意轻言也是相联系的。

二是“重自然”思想。《天道》篇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提倡“常然”，认为自然朴素之美胜于人工雕琢之美。庄子不反对曲、直、方、圆这类形体的存在，反对的是人为地硬要把曲的扳成直的，把方的硬要揉搓成圆的。不管是美是丑，只要对此采取自然无为的态度，顺物之性，尊重个性自由，就是美的。庄子始终坚持重自然的原则。音乐方面，庄子提倡一种“应之以自然”的“天籁”。绘画方面，庄子认为画师也必须具备“解衣般礴裸”的境界。后来，重自然的社会思潮影响到世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南北朝时，人们对建筑的追求由西汉时的富丽堂皇、精雕细刻为美过度到普遍追求“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自然美。音乐上，人们更是提倡庄子所说的自然天籁之声，喜欢“无丝竹之乱耳”，晋代诗人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人们品评文学作品，也以“自然”为美，以人工雕饰为劣。从此，提倡自然代不绝人。深受道家影响并最终入道的大诗人李白提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创作原则，还借用《庄子》中的典故抨击破坏自然美的形式主义倾向：“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司空图更把“自然”作为一格，写入自己的《诗品》，强调“真予不夺”、“妙法自然”。袁枚在《老来》一诗中说：“我不觅诗诗觅我，始知天籁近自然。”

三是尚“大”思想。《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庄子认为，“大”体现了不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缚的最大的自由。美者不自以为美，而是顺其自然，这才是“大美”，所以“大美”不言。美具有“无限性”，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狭小的范围，而应扩大到整个宇宙，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藏天下与天下”的“大同”政治纲领是“大美”，所谓的“大同”，不是百姓大同于君主，而是君主大同于百姓。不信此言的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政权“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焚书坑儒，筑城开河，结果仅仅过了十几年。历代帝王的兴衰均充分证明了庄子“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大宗师》）的至理名言。

五、庄子思想对宗教的影响

（一）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道教尊称为“南华真人”。《庄子》是道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被道教尊称为“南华真经”。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其创始之初是把老庄黄老之学、神仙长生之术及民间巫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定的宗教形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道家思想。在道教的长期发展中，始终依托道家思想，《庄子》自然成为道教的重要经典。

道教的许多重要概念术语来自庄子。“天师”一词出自《徐无鬼》：“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此后的《黄帝内经·素问》和《太平经》都使用了“天师”一词。“仙”这一概念出自《天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道人”一词最早出自《秋水》：“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真人”、“圣人”、“神人”、“真君”、“全真”、“守一”、“吐故纳新”等词都出自《庄子》。

庄子养生思想对道教影响明显。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说，要想修炼成仙，必须进入深山，进深山“可以避大兵大难”。道教写出大量医学保健书籍，其用意之一也就在于此。庄子讲的踵息、呼吸吐纳，成为道教最重要的养生方术之一，被称作“行气”、“服气”、“胎息”、“炼气”等等。导引，同样为道教所重视。信仰神仙的三国华佗认为“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以求难老”，因此发明了五禽戏。庄子认为，不良的饮食习惯对生命的危害要超过强盗，其“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方法被后世神仙家采用，称之为“辟谷术”。

（二）庄子思想对儒教的影响。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直处于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作为儒释道三教中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与儒家思想不是同一个概念。儒教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像道教那样关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儒教和道教在根本理论上相互矛盾。在这方面，道教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教在批评道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道教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三）庄子思想对佛教的影响。佛教是西汉末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中国，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佛教的发展历程就是越来越中国化的历程，最后终于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中国化有多方面的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吸收与融合是其主要内涵，而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与佛教沟通的则是道教文化。《庄子》中的某些概念、范畴为佛教经典的翻译提供了参考。例如对最重要的佛学概念“空”的诠释，佛学理论家就是援引《庄子》中的“本无”、“自然”这两个概念来诠释的。

作为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自然型哲学，庄子哲学揭示了宇宙的本源，指出了事物的自然本性，揭示了事物变化的规律和法则，提出了人行为的准则和方式方法，指明了人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庄子哲学中的人生哲学，“无己”、“无待”的人生理想，“无用之用”的人生价值，“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虚而待物”的处世原则，“心斋”、“坐忘”的人生修养，为人的精神自由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维护了人的尊严。

 

 

 

 

 

肆、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研究庄子思想，就是要领悟道家文化的精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从而促进社会发展，顺应规律，合乎民愿。

庄子思想，崇尚高远，鄙弃功利，法天贵真，顺时应势，许多精华部分对现实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借鉴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庄子对后世的审美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庄子理念中有很多为人、处事的学问，对于我们做人做事和心态调节都有启示；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的自然本位的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环境保护也有着积极的影响，他的顺物自然思想对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庄子思想引领我们的智慧人生

庄子《逍遥游》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意思是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人还有什么可仰赖的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劳和利禄，思想修养臻于完美“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大宗师》塑造的“真人”，就是一种出世、逍遥、无为、超越的理想人格。可见，庄子追求的人生榜样就是“至人”、“真人”，至人、真人就是得“道”之人。

一个人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就会对社会一无所求，不会为外物所累，精神世界就可以永远保持自由自在的状态。庄子所追求的自由是无待的，是超越时空局限的、无条件的、绝对而又永恒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外在的物质性的自由，而是内在的心灵精神上的自由。一个人不自由的原因，不是源自于外界，而是源自于内里，源自于个体心灵的自我束缚，即心存“桎梏”、怀有“心结”。《列御寇》曰，“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意思是说，那些“至人”,精神归向于无始,且达到玄冥、迷茫、空洞而虚幻的境界。庄子追求理想精神境界，就是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实质是在一种安宁、一种理智基础上，通过精神修养达到消除死亡恐惧、超脱世俗纷扰，从而形成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一个人达到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境界，逍遥本真地生活，并不是万端放下、万念俱息才能达到的，并不是无事、无所牵挂的悠闲之乐。其实，无为、无事，并非不做，并非没有事做，而是不为物所役，不为事所困。《大宗师》曰，“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有金刚不坏之身，而是说水濡火热的只是人的形骸，却不能影响真人的至性良知。外界的一切困厄，纵然能阻碍躯体，但真知却丝毫不受影响。一个人达到了逍遥状态，就会坦然面对厄运和生死。

深读《庄子》，发现庄子看开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功名和利禄，教导人要真实地活着,活得像个真正的人。庄子所呼唤的是人的天性,亦即人的本真之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人只有抛弃那些功利目的和行为,才能够摆脱各种人为枷锁的束缚,人的本真之性才能够得以恢复与解放,人才能够真正进入自由逍遥的境界。

 理想是人对未来的憧憬，信念明确前进方向，激发上进的动力。庄子的理想尽管不是要成就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而是要唤醒人们追求生命的安顿。庄子的理想人格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当今时代，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容易导致人心浮躁，物欲横流，戾气严重，个体自我往往湮灭在物欲中，失去独立的人格和自尊。《徐无鬼》曰，“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庄子认为迷恋和贪婪钱财、权力是最为可悲的。庄子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启示，就是个体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所奴役，避免人的本性的丧失，警惕人成为异化的人，就必须保持自我批判精神，追求一种超越世俗、名利、自我的逍遥境界。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对快速发展、开放多元的时代，面对相互激荡、形形色色的思潮，面对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人的欲望与现实猛烈冲突，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受着冲击，发生了扭曲。有很多人为金钱、权利、地位所奴役，商场中不讲诚信，尔虞我诈；官场上勾心斗角，权钱交易；工作上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生活上讲排场比阔气，忘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社会各层面都有见利忘义、荣耻不分、黑白颠倒的现象。人们的信仰出现了危机，时常会感到内心无法平衡，精神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抑郁、焦虑、自杀、他杀等现象频发。活着的活得异常辛苦，死去的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人们茫然无措，渴望一种承受这些烦恼的生存框架，让心灵解脱。而庄子“不为物役”的思想就是关于如何获得精神解脱的，强调的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对于缓解现代人们的精神压力，保持心境的平静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对当今社会追求奢华、功名和利禄的人们很具有警醒意义。

道德的养成离不开信仰。一个有崇高信仰的人，必是一个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当今社会确实存在诚信缺失和道德低下的现象，大家深感忧虑。道德使人具有非凡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内在之德，是心灵中孕育的德性光辉。庄子在《德充符》中，写了六个残疾人，三个是刑余之徒，皆斩一脚，三个是所谓丑八怪。论外形，六人真是糟透了。论内德，却充实，光彩照人，可敬可爱，能使孔子心仪， 遥尊为师；能使相爷改容，当面道歉；能使君王信任，委以国政；能使民女追求，欲嫁为妾。庄子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德充于中而符应于外的道理。“充于中”的“德” 的魅力让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忘掉他们形体的残缺，而追随、敬仰他们。庄子说，德高而形有所忘。也许我们在为自己长得丑而自卑，而庄子教导我们唯有道德心灵上的美才是真正的美。打开心结，追求知识和美德，让德性之光伴随你左右。我们在发展才智的同时，要注重人格的提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社会道德建设；在培养年轻干部时，要注重德才兼备，突出以德为先。

庄子的理想人格对当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有借鉴意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人信仰信对了，就会受益一生，信仰信错了，就会毁了一生。通常说，信仰、信念、信心是安身立命的“压舱石”。长期执政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一些党员干部出现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其实质就是信仰危机。信仰动摇，政治上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变成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缺乏理想、缺少信仰、精神迷失。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从庄子提出的“至人”、“真人”得到启发，志存高远，牢记宗旨，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庄子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庄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大自然的本源，又寓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人在浩淼的宇宙中，与广大无比、变幻莫测的自然界相比，微不足道，人属于自然，应该尊重自然，尊重“道”，用“道”来审视万物。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类只能屈从自然，任由自然摆布，因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限。但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力量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地球已经在人类的掠夺与摧残下变得满目疮痍。很多人开始蔑视自然，把自然界当成统治的对象, 甚至把人看成是万物的主宰。人类不再将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认为高于自然，一跃而成为整个世界的最高价值体现，并且完全沉浸在战胜自然的欢悦之中。这样一种主人意识对于人类是危险的。原因在于只有脱离这个世界，站到这个世界的对面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对象，但我们无法站到世界的对面。正如庄子所反复揭示的，世界不可能是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就在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就不能脱离这个世界的规定。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对象来控制，其结果是不仅不能控制它们，还会被它们所伤害。“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知北游》）只有忘掉所要控制的对象，才能够融入“对象”之中，当人不把自己当作是控制对象的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获得自由，才能与外物和平共处，互不伤害。

而现实是，那些不遵从自然规律的人们却总是尝到自然界赏赐的苦果,如气候变暖、雾霾天气、沙尘暴、资源匮乏、食品污染等。人类对大自然的压力不断增大，大自然势必会增大对人类的惩罚，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矛盾激化。如今的生态危机是众多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业化浪潮推动的经济急剧扩张和激烈竞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几乎同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现代化所带来的后遗症的时候，东方发展中国家却为赶上西方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施行急速而庞大的发展计划，从而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

要加速发展本国经济，这个愿望是没有错的，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推理：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大越好。这实际上就是对重视整体和谐、主张自然渐进的精神的反面例证了，或者说是与“顺物自然”背道而驰的。一些地方错误理解“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含义，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竭尽有限资源为代价，坐着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错事。的确，经济发展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心情越来越糟糕，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物质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所以，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过剩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制造垃圾，就是把好东西变成垃圾，这样就把能源搞没了，把水、空气、食品搞污染了。因此说，适度竞争产生活力，过度竞争使人身心疲惫。

庄子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惨景，“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我们如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许我们满足于经济总量增长的神速，可是我们更要看到我们是以牺牲多少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庄子及时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命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夫明白转天地之德者……谓之天乐”。(《天道》)因此，他要求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无以人灭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与物”。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故庄子满怀深情地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所以，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匡正当代人认识自然的态度、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改进开发利用自然的方法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着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这些重要论述都闪烁着庄子思想的火花。可见，庄子的思想对建设美丽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美好乡村都有借鉴意义。

 三、庄子思想辅弼为政者治国理政

首先，庄子的“无私”思想值得借鉴。《应帝王》曰：“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焉”。这句话的意思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潮流，呼应民意，淡漠名利，不把私欲掺进治理天下之中，天下就可以大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与庄子的“无容私焉”是相通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顺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要求，应上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兴起之势，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道；近三十多年来，我们党顺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的要求，应世界一体化发展之势，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之路，这就是道；目前，发展到了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的要求，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实现各尽其能，按需分配，使每个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最高的社会发展之道。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的结合点，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庄子“顺物自然”思想也值得借鉴。顺物自然就是顺着自然万物的变化，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推行的是“有为”政治的政府。“有为”也好，“无为”也罢，关键是看在治理社会和发展经济中是否遵循各自发展规律。如按事物自身规律办事，这种“有为”也就是“无为”。若相反，尽管是取“无为”但还是未得其“道”。过去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今天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大搞形式主义，如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等等，都是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用庄子的思想来审视，确有值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地方。

再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庄子“无为”的思想方法，政府就必须简政放权，少伸或不伸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即减少审批等微观干预。若要有为，也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引导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种有为，本质上还是“无为”。因此，凡是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依靠巿场机制来调节，政府不要过度干预。各个巿场主体在遵从市场规则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优胜劣汰。但是，巿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又是一条无情的“鞭子”，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同时，也会由于其自发性、盲目性带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发挥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从而弥补市场失灵。这就是政府的无为而治、顺物自然，政府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浑然天成、相得益彰，政府的执政能力就能不断提高。这就是庄子思想给我们治国理政的启发和思考。

四、庄子思想启迪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庄子提出了一系列以“和”为主旨的思想，如身心和谐、家庭调和、社会和谐等等，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庄子认为，“和”是人的生理调适的完美状态。《人间世》曰：“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意思是，只有气是以虚静空明应接万物的真道。修持真道，才能达到虚静空明的境界。这种虚静，就是“心斋”。“心斋”，即内心的斋戒，指的是排除外界干扰，潜心修行去体认大道的一种方法。在这里，庄子强调恪守内心修为的清静，掌握体悟并接近大道的方法，从而达到致“和”的大德境界。人只有内心和谐、恬静了，生活、工作和学习才可能逍遥自在，游刃有余。

庄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则阳》曰：“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即有时不用说话而是以和气待人，与人相处不久就能使人感化，就像父子相处融洽关系一样。庄子还倡导亲属之间应长幼有序、和美相守，主张家庭和睦美满。《渔父》曰：“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意思是，人的幸福生活，既离不开一定的物质保障，更需要家庭内部关系的融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和谐才会有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庄子希望人与人相处，就像鱼和鱼同游于水中那样，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这样和睦逍遥的人际关系，就是庄子所谓的“人和”。

庄子的“逍遥”思想对消解人们过度的物质欲望很有帮助。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物质利益至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时有出现。如果人们为了金钱和享受可以不顾一切，最终会使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友情淡化、关系冷漠，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歪风邪气蔓延滋长。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物质财富发展的同时，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除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外，庄子逍遥思想也是可以利用的宝贵思想资源。因为法律只能惩恶于事后，不能防患于未然。庄子思想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昭示了人道主义的道德旨归和伦理向度，对全体社会成员完善自我心灵、提升道德境界、摆脱物质的诱惑和金钱的奴役、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天地》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意思是道德彰显的社会，人们不崇尚贤能的，也不运用聪明才智，君主就像树梢一样，虽高但不尊崇，民众就如野鹿一样自由自在彼此和平相处。庄子在《马蹄》、《天地》等多处提到的“至德之世”，就是“得道之世”。不难看出，庄子的“至德之世”展现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人们生活安定，民风淳朴，天人和谐的理想王国。这样的平和之世正是和谐社会的一个范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就美在经济发达、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美丽中国与庄子的“至德之世”同出一脉的，而且是对庄子“至德之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另外，庄子思想对世界多元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也有启发。庄子主张“齐物”的世界观，也就是多样性的世界观。庄子的多样性的世界观的最终目标是大同世界。庄子主张人与自然为一体，“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他认为真理没有边界，言论也不曾有过定准。在大国强权政治泛滥，文化侵略肆虐的当代，庄子的多样性的世界观便具有借鉴意义了。面对大国文化入侵，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尊重各国文化，在尊重他国文化的前提下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取长补短，发扬光大；在协调的基础上肯定对方，追求言论自由，反对一国独霸、强权政治。同时，也应倡导多元化的文化观，追求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提倡多种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促进全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终走向大同世界。

文化是多样的，制度是多样的，发展方式是多样的，生活方式是多样的，语言习惯也是多样的。总之，按照庄子“齐物”的世界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事物是平等的。而事物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要让各客观主体平等竞争，自由发展，优胜劣汰，这样才能构建一个丰富的世界，繁荣的世界，和谐的世界。

 

 

 

参考书目与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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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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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版

张松辉：《庄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张采民：《庄子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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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茹冰：《庄子故里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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