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反”皆无他

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7/6/1    点击：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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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之”“反”皆无他

——兼与张松辉、张景二先生商榷

□  张建同

 

近日，拜读了张松辉、张景两位先生的文章《<庄子>“之”证明庄子非楚人》，在庄学家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庄子思想和庄子文学艺术研究的当今，看到二位张公关于庄子故里探究的“新”发现，心中甚喜。

文章中，两位张公详尽分析了《庄子》中“之”与“反”的用法，并引用同时代的孟子的文章作证，来证明“庄子非楚人”，不可谓不深刻。根据这样的结论，结合“后来就有庄子为宋人和楚人两种主要观点”，那么，庄子就只能是宋人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笔者观点，庄子是宋人，也是楚人，但无论他是楚人还是宋人，故里都只在今天的安徽蒙城。

关于《庄子》中“之”的使用，之所以说不是二公的新发现，是因为前人早有论述。仅举一例：1996年安徽省蒙城县出版的《漆园古今·庄子学刊》，辑录了吴腾凰、陆立之的文章《庄子者，蒙人也——庄子故里的再探讨》，其中就有这个内容，不妨我们共读之。

我们以《庄子》来讨论庄子。

有人说：《庄子》证明庄子是宋人，理由是：《至乐》篇中有“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这不是庄子骑马去楚国吗？庄子在楚国见到一空髑髅，白骨空壳，庄子用马鞭子从旁敲打它。其实，不能将一个“之”字孤立起来看，之字的含义可理解为到达，但在古语中也有其他意思，此处“之”字应是“于”字解，宋代朱熹注释《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句，“之，犹于也；辟，犹偏也。”一字误读自认会全句曲解，这在现代是难免的。

由吴、陆的文章可见，第一，关注《庄子》的“之”字由来已久，没有“一直被学界忽略”；第二，坚持“内证至上”原则（即“以《庄子》来讨论庄子”）是庄学家们的共识；第三，“一字误读自认会全句曲解”现象的存在，实属正常。

细读两位张先生文章之根本，无非要证明庄子非楚蒙人，其故里不在今安徽蒙城；乃宋“蒙”人，其故里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果真如此，司马迁老先生也不用为难了，便可直接在《史记》中写上“庄子者，宋蒙人也。”因为楚国北方边界从未抵达过今河南商丘，即使在齐、魏、楚三国灭宋时，楚国也只得到其沛郡。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只说庄子是“蒙”人，没有记载国属，说明其国属有争议，至少不宜清晰表明。纵观战国历史，国属有争议的庄子故里之“蒙”，不在今河南商丘附近，而在今安徽蒙城。正是因为庄子生活时期的安徽蒙城，前期属楚，后期属宋，所以，司马迁才为庄子国属问题困惑不解，不得已以“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定性，也才让张松辉、张景二位先生在庄子是“之”是“反”上煞费苦心。

庄子生活的年代，群雄逐鹿，国界不定，故曰“战国”。此时，蒙地（今安徽蒙城）处于楚与宋轮流控制之下。《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记载：“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宋亡于公元前286年，是年为宋王偃立四十七年，据此推算，君偃十一年应为公元前322年。

由此可知，公元前322年，宋王君偃夺取了楚国蒙地（即使从宋都城商丘算起，蒙地也在“取地三百里”之内），蒙结束了属楚的历史，开始由宋控制。按照马叙伦先生的研究，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宋亡的公元前286年，这就是说，庄子48岁的前半生属于楚，后半生36年属于宋。如果是朝代更替，像施耐庵、罗贯中，说他们是元末明初人；可庄子是国别更替，该怎么定论呢？这正是司马迁的为难之处。

关于《庄子·至乐》中“庄子之楚”句中的“之”字，多说两句，因为这里的“之”最能说明问题。吴腾凰、陆立之两位先生将其注释为“于”，就是解释为“到达”也无妨的。《至乐》为庄子的后学所作，从称呼庄周为“庄子”可以看出这一点，《至乐》的作者对庄子的国属是非常清楚的。后学所记，必为庄子后半生之事，此时蒙地已属宋，“庄子之楚”，何惑之有？

顺便说说“蒙”。有人说今安徽蒙城的“蒙”，从唐天宝元年（742年），才由“山桑”更名而来，这是一个无知的观点。《江南通志》、《寿州志》、《颍州志》、《蒙城县志》均有记载，安徽蒙城殷商时名曰“冡”，古“冡”与“蒙”相通，说明从殷商时代，安徽蒙城便称为“蒙”了。

至于《庄子》的楚文化特征，前人之述备矣，毋庸赘述。此文不当之处，敬请张松辉、张景两位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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