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庄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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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学金典 时间：2023/8/17 点击：440
周初“中国”的内涵及其意义的嬗变
徐新强 薛振宇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历经朝代的更迭，却皆以“中国”自居，时至今日亦言必称“中国”。追溯国人“中国”观念的源头，其萌芽可远至三代时期。“夏”,传世文献中既有“大国”的解释，也有“中心”的含义；《禹贡》所反映的夏禹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与“中国”概念近似的“中邦”的表述，而殷商之时“中商”的称谓已十分多见。但从传世文献来推断，确切的“中国”一词的出现，应该是在西周武王时期。《尚书·梓材》已见“中国”一词，何尊(《集成》6014)铭文亦有成王追述武王“宅兹中或(国)”的诰词。同时通过对出土的成王时期的天亡簋(《集成》4261)铭文的解读，可以考证周初“中国”一词还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特指伊、洛一带的夏人故居。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天下之中的信仰以及对“夏”的尊崇。东周以降，“中国”一词的意义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出现了带有文化、哲学、政治意涵的概念。而关于文献里“中国”一词出现的时期以及不同时期“中国”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柳诒徵认为“中国”观念产生远在唐虞之时；田继周认为“中国”观念产生于夏代；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从“中国”称谓的意义及近代意义的扩展加以考辨，认为“中国”观念出现于商代；于省吾《释中国》一文，从文字学角度考释“中国”一词并论述其称名的由来及意义，认为其出现于西周；而于溶春则以为直到西周尚无“中国”此一专称，而这一称谓出现于东周，所有《诗经》《尚书》及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既非指京师，也不是指全中国而言，而是与今天“国内”一词含义相同的普通名词。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对“中国”一词及其意义的嬗变作进一步探讨。
一、先秦文献所见“中国”
“中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十分常见，然而这些文献中的“中国”与今天我们所称的“中国”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初步统计先秦《尚书》《诗经》《春秋》三传及先秦诸子之书，其中“中国”一词出现了一百八十余次。《尚书·禹贡》篇有：“中邦锡土姓。”许慎《说文解字》云：“国，邦也。”这种“邦”和“国”互训的例子在先秦典籍中十分的常见，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便引《禹贡》此句为“中国赐土姓”。因此，柳诒徵说：“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后世遂沿用之。虽亦有专指京师，或专指畿甸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初非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引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但《禹贡》成书时间向来为学者所质疑，而唐虞时代是否出现“中国”这一观念实不可考。
但从可靠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至迟在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中国”一词。《尚书·梓材》学界多以为其成书于成王时期，其文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此为成王时追述皇天付于武王人民和疆土时而言及“中国”。出土的成王时期的何尊有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豊祼自天……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何尊为成王时期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国”。通过传世典籍与金文文献的对读可以明确，“中国”一词出现于成王时期的文献中，但其转述武王之言曰“中国”,所以可以相信，“中国”称谓的出现时间不会晚于西周武王之时。而由“中邦”至“中国”衍变的脉络来看，“中国”一词不会于武王时期一蹴而就，应更早于武王之时。
《诗经》中也多处称引“中国”,《诗·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序》云：“召穆公刺厉王也。”《毛传》云：“中国，京师也。”此诗多怨怒之音，史家亦多以为是东周初年的作品。此处“中国”一词所指还不具有整个国家的概念，更多的是指王城所在的中心区域，《诗经》中反映这一时期的篇目中所称“中国”亦多为此解。如《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诗经》中称引“中国”有三篇七处，以《毛传》的解释来看，多为西周时期讽谏周王之诗，而《毛传》多解释为京师，也就是周天子王畿所在地。
由此以后，先秦经典《左传》《国语》《孟子》及诸子之中“中国”一词频见。《春秋左氏传》凡六例，如《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凡九例，如《孟子·梁惠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墨子》凡五例，如《墨子·亲士》:“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以上三例“中国”常与四夷相对而论，而指诸夏之领域。《庄子》凡五例，如《庄子·甲子方》:“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其“中国”则指中原之国。《韩非子》凡七例，《韩非子·存韩》:“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荀子》凡九例，如《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此两例中则是指地理方位上处中央的国家。自周初出现“中国”这一称谓后，周秦之际经典里“中国”一词运用十分广泛，并且其意涵随着文明的演进不断得以扩展，出现不同解释。
二、周初“中国”与天下之中
周秦时期的文献中“中国”一词已经十分常见，而可靠的最早记载则是出自《尚书·梓材》篇与出土的周初何尊铭文。虽然《尚书·禹贡》有“中邦”的称谓，柳诒徵亦以“国”“邦”互训，而认为“中国”一词最早出自于《禹贡》。“从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拜方设征’的铭文来看，西周时期，成熟的《禹贡》式的表述已经出现。”屈万里考辨《梓材》篇“作于周公摄政时也”。《梓材》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伪孔安国传云：“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孔颖达疏云：“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大天将中国之民付予周家治理，此处之“中国”指称的是一个居中的地理位置或区划，大天将处于这一地理区划内商的国民，交付给周治理，因此，这里的“中国”便应该是指处于地理之中的商，即“中商”之意，后成为商的代称。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巳卜，王贞：于中商呼御方。”(《合集》20453)其“中商”即为《梓材》中所说的“中国”。因此有学者以为“中”的观念出现远在商周之前。田继周说：“夏国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和最进步的部分，因此‘夏’不仅具有‘大国’的含义，也具有‘中心’的意义。故《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正义》曰：‘华夏，谓中国也。’夏国被当时的众国家和众部落，尊为‘天下共主’,从而夏国和夏族居住区也被视为‘天下之中’。”夏朝的王畿在今河南嵩山周围地区，特别在嵩山以南和以西地区。任何民族和国家，在他们的初期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把自己居住的地区视为天下之中。夏王朝建立之后，当夏王成为“天下共主”,又经历数百年之后，这个“中”的概念大概就比较稳定地形成了。最有力的证据，是五岳的分布和称谓。把嵩山命为中岳，视为中土之山，在“五帝”与“三王”时期，只能产生于夏朝。因为“五帝”时期的政治中心还不太固定，经常转移。商朝的中心地区在河南东北部，周最初居于陕西岐山一带，文武所居的丰、镐也在西安地区，这不仅在中岳嵩山之西，也在西岳华山之西。所以说中岳的观念，只能产生于夏朝，从而也证明夏朝王畿就是当时认为的天下之中了。
1963年于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其铭文记载了成王迁宅成周而祭天，并于京室训诰宗小子，追述武王遗志的史实，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何尊是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一般学者大多认为此器作于成王时期，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出现“中国”一词的青铜器，与《尚书·梓材》所反映的时间为同一时期，皆是成王时期的文献，因此二者可以互为佐证。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武王廷告的誓词，周成王在祭祀先王、祭告上天之时一定会谨慎地征引其先王的誓词，而绝不会随意更改。因此，对照《梓材》篇经文，我们不但可以确定成王时已有“中国”这一称谓，从何尊转述武王誓词的情况也可以推断武王时期也已经有了“中国”这一说法。何尊铭文“中国”所指又是什么?从其铭文来看，记载的是“隹王五祀”,四月丙戌这一天，成王对包括何在内的宗小子的诰示及赏赐，其中也提及其先君武王时就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设想，宗小子们对武王这一设想的反应，铭文中却无提及，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宅兹中国”这一政策实施的记载。很显然，武王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宗小子的支持，但成王在众宗小子面前隐约婉转地表达出他的遗憾与无奈，因此他说：“尔有唯小子亡识。”并以孝道与天命示喻，希望宗小子学习公氏为孝，顺应文王受命、武王廷告、武王克商等天命，由此来推行自己的新政，而其新政正是“迁宅于成周”一事。从武王的“余其宅兹中国”到成王的“迁宅于成周”及“诰宗小子于京室”,这是一系列的事件，而何尊铭文中“迁宅于成周”与“宅兹中国”所指密切相关。
对于“迁宅”的解释，学者异议颇多。唐兰主张“迁宅说”,即为迁都之意。张政烺则以为是“相宅说”,也就是《尚书》中《召诰》《洛诰》所说的“相宅”。马承源以为是成王营建成周，他认为所谓的“迁”字并不能释“迁”,若此，那么铭文中提到的武王廷诰“余其宅兹中国”应该与新建的成周有先后、因果的关系。《尚书·召诰》载周公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多士》篇中成王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修宾。”与何尊武王所说的“余其宅兹中国”联系起来读的话，则可以发现何尊铭文“中国”与武王设计的东迁之地有关，而武王以为，东迁之地应为“天下之中”。
何尊铭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廷”,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庭，假借为廷。”《尔雅·释诂下》:“庭，直也。”《说文·广部》:“庭，宫中也。”段玉裁注：“庭者，正直之处也。”《诗·大雅·韩奕》:“斡不庭方。”《毛传》:“庭，直也。”毛公鼎(《集成》2841)铭：“率怀不廷方。”秦公钟(《集成》270)铭：“镇静(靖)不廷。”“廷”皆训直。是直告于天即于中土告天。周人观念中，天帝居天之中，而直接应对地之中，因此要在离天帝最近的地方直告上帝，则应先求地之中。所以就有周公以测影之法于其地求得地中的记载。《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也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郑玄注引郑众云：“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贾公彦疏：“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今登封告成镇尚存周公测景台，传为周公测影之处。盖武王所求之地中有多个条件限制，一是因为天命源于夏，因此要符合尊夏的条件；二是要在靠近天帝的崇高之山；三是地之中。测影所得地之中虽与洛邑之成周不相重合，但将伊洛地区划归“地中”的区域范围之内，连带地称洛邑为“地中”,这样既符合“天下之中”的预想，亦能藉此实现“其自时中乂”(《洛诰》)的理想，而这一区域之内又有夏人祭祀天帝的天室山，综合以上，可知武王所选定之中为“无远天室”的伊洛之地，并于此地之天室山行礼祭天，即所谓“廷告于天”。《逸周书·作雒》篇记载周公之词：“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史记·周本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武王等人为谋于中土建邦治民，充分体现了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同时也反映了周人尊夏的思想。而在确立天下之中的过程中，营建的成周也就成为中国的代指，而周初的“中国“之意也就更为清晰，所指也是为王城京畿。
三、周初“中国”与有夏之居
武王何时开始思考东迁的问题的?《史记·周本纪》载：“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逸周书·度邑》云：“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恶，俾从殷王纣。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惟显服及德之方明。……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有河，宛瞻于伊雒，无远天室。”
《史记》和《逸周书》都提到了“定天保”“依天室”和“有夏之居”。天亡簋铭文记载：“乙亥，王又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天亡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于天室祭天的事实，徐同柏、杨树达以为此“天室”即《逸周书·度邑》所依之“天室”。对铭文中“王”的解释学者多以为是武王，争议不大，但对“天室”的解释，学界却多有分歧。郭沫若释作天亡之室，吴阖生以为是《礼大传》之牧室，孙作云认为是周太室，陈梦家、黄盛璋认为天室为周祭天之明堂。蔡运章以为“天室”为嵩高山名，冯时依蔡运章之解认为此“天室”即为河南境内之天室山，即武王于天室山祭天。有关夏的地名似乎常冠以“天”,而铭文所载辅礼的又是“天亡”这个人，则“天室”或许是夏人祭天之地，而辅祭之“天亡”或许与夏有着某种关系。武王之所以选择在“天室”祭天，除了何尊中所说要于地之中“廷告于天”之外，应该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夏之天室为天命的根源，武王在此祭祀文王，并“事喜上帝”,把文王的神灵由天室直接送上天去，以侍上帝左右而得配享，这样籍由在夏之天室祭天，就把周提升到与夏同样甚至更高的地位，武王也向世人表明，周革殷而有天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学界历来有“周人尊夏”之说，《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史记正义》云：“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间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纪》云：‘鳖三足曰熊。’”而黄帝又号“有熊”。周为姬姓，而依此可以知道夏与周同属黄帝部落，《尚书》中亦“有周人称夏”的记载，如《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伻我有夏。”这些文字都是可靠的周初诰词，由此看出周人不但尊夏，甚至还以夏人自称。周人不但崇夏，而且将“有夏之居”的伊洛之地称为“中国”,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武王代商除了自己的力量外，离不开夏之遗民的帮助，因此他不但尊夏、以夏自称，还称“有夏之居”为“中国”,使夏遗民倾向于周。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武王的这种做法发挥的重要作用，武王伐商自丰经孟津至商都城，其间除了发生牧野之战外，途中皆顺利通行阻力极小。这期间，处于商、周之间的“中土夏”发挥了十分微妙的作用，因此说，古史中夏、商、周三代除了是三个前后相继的政权外，还有可能是三个同时存在的部族，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出现过三足鼎立的局面，当时“有夏之居”虽是商土，却又不支持商，与周虽已是异族却又助周伐商。因此，武王克商后到崇高之山、夏之天室祭天，不仅是因为在其观念中天室山对应天上之中，更是与其尊夏有关，因此才会有“定天保，依天室”的说法。何尊铭所说成王营宅于成周，“复禀武王豊祼自天”,德鼎(《铭三》40268)铭也以成王居成周而“诞武王祼自蒿(郊)”,说武王所行之礼当皆指于中土天室祭天之事。
武王克商后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代商而统治其广袤的东方疆土。克商之初，殷人还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武王有感于形势的险峻以及殷人东山再起的可能，因此整日忧心忡忡，说：“未定天保，何暇昧。”因此说，武王早有意东迁营雒邑的计划，可能在其灭商返回宗周路过伊洛之地的崇高之山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宅兹中国”一事。从地理方位上说，“西土周”与“中土商”之间的伊洛之地是夏人旧居之地，也是时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于此营建成周不仅符合周人尊夏的心理需求，更是统领东、西方的最佳位置。因此，按照《史记》和《逸周书》的记载，武王所谓的“中国”范围就是，从雒汭至于伊汭，这一地带一直为夏人所居。武王南望过于三塗，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离天室不远。而伊、洛之地便紧依天室山，这里便是处于地中的“有夏之居”。
四 周初“中国”观念的发展与意义的嬗变
武王克商即有营建“中国”的规划，但并没有得到周人普遍的支持，而只能留下管、蔡、霍三叔就近监视殷商遗民。成王初，东方爆发的三监之乱几乎倾覆了周王朝的克商之功，叛乱也使周人意识到了营建一个东方都城的重要性，然而成王和周公营建洛邑以为东都由周公镇守，而成王仍然留在宗周镐京。此时的“中国”仍是指“有夏之居”“无远天室”的伊洛之地，但“中国”一词的含义在平王东迁之后开始发生变化。
成王以后，周王朝统治每况愈下，平王时迁都成周，西土宗周为戎狄所据，东方又有诸侯蚕食鲸吞，东周王室所能控制的地区仅余成周附近的伊洛地区，其立国情势俨然先古之有夏，时人遂因此而称东周王畿为“中国”。如《诗·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诗中有“自西徂东”之语，因此此诗描写的是东迁之后时局纷乱、天灾频仍的景象。“哀恫”为动词，“中国”为名词，其所指正是平王东迁之后的王畿。东周王室所在地区既被称作“中国”,周王所居的成周又是“中国”之地的核心，则后来又将“中国”指称京师成周而言。如《诗·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中“惠此中国”与“惠此京师”对称，“四方”与“四国”对称，因此毛传云：“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郑笺曰：“京师者，诸夏之根本。”指的都是东周天子所居成周。
由以上两例看，东周王室所在之地区为“中国”、东周王室所都也可以称作“中国”,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以“中国”代称东周王室或周天子的用法。如《国语·齐语》:“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管子·小匡》篇：“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受命者，其异于此乎?”这两段文字中的“中国”如果释作东周王畿、京师成周或者诸夏，都解释不通，但如果释作“东周王室”或“东周天子”,则畅然理顺。
综上来看，西周时期原本用来称呼夏人故居的“中国”,在西周灭亡、东周迁洛后又出现了新的意义。在地理上，它可以宏观的看作东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畿辅，也可以具体的视作东周天子所都的京师。由地理所指再引申到抽象的概念上时，则“中国”在当时又可作为东周王室或周天子的代称，这种含义上的转变对于“中国”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由此“中国”一词逐渐衍生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概念。
周秦古籍中“中国”所蕴含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其含义也历经了由“有夏之居”到王畿、京师、诸夏领域等地理区域概念再到东周王室、东周天子代称的转变，秦汉以后逐渐形成近似于今天具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中国”这一综合性概念。王尔敏将先秦“中国”的含义分为五类：一是京师之意，如《诗·大雅·民劳》所云“惠此中国”;二是国境之内之意，即所谓国中，如《诗·大雅·荡》所云“女炰烋于中国”;三是诸夏之领域。如《墨子·节葬》所云“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又如《孟子·梁惠王》所云“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又如《庄子·秋水》所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四是中等之国之意，如《管子·霸言》所云“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这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五是中央之国之意，如《列子·汤问》所云“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
在先秦经典中“中国”之意多为“诸夏之领域”,由此可知秦汉之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就地理观念而言，先秦时期除了“中国”观念以外，“九州”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地理概念，且后人多有以“九州”代称“中国”的用法。“诸夏”所居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明确范围的模糊区域，但文献中“九州”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却已经十分清楚。“九州”概念的产生，不但显示了“中国”观念的发展，也将“中国”概念的区域不断的具体化。这种由模糊到具体的转变，亦看出“中国”观念发展的轨迹。先秦古籍中“九州”一词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与“中国”一词相比，出现的要晚。“九州”一词在西周及春秋时期指的是禹迹所在的伊洛地区，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成为“中国”的代称，《庄子·秋水》以为天地之间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中国，而人处中国九州之中犹如万一，则九州似乎就是中国。“九州”的范围由伊洛地区扩张至整个中国，其提法始自《禹贡》“九州”的区域划分。屈万里考证《禹贡》成书于春秋末年，而《禹贡》中“九州”几乎已经包含了秦代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就时代观念而言，以“中国”表一定领域者，古籍文字所载，实早在周初。《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其意义范围，甚为明显。以“中国”表同一血缘同一文化族类所居之领域者，当不至晚过春秋时代，该词在《墨子》《孟子》《庄子》均已成为习惯表述，即已可知。因此“中国”之称谓，在秦汉统一前，早已成为代表一广大的地域，为同血缘同文化的诸夏民族所居，其族类与文化观念统一，并同自然地充分地显示出来。至于此一称谓的实际含义，不仅代表了区域的划分，亦充分显示了民族一统的观念。
五、结语
从出土青铜器所载铭文及传世文献来看，可靠的“中国”一词出现于西周初年，其所指为居于天下之中的伊洛之地、夏人故居，这一称谓的背后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不仅包涵着西土周克东土商的政治较量，也是周人克商后国家平乱理顺的重要考量；不仅表达了周人尊夏、崇夏的思想，亦是其居天下之中而治的政治观念的反映。其后，“中国”之指称及其意义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所指为“有夏之居”的伊洛一带，逐渐变化为成周、王畿，甚至成为周天子的代称，其意涵也由地理区域概念逐渐演变成含有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的综合性概念，不仅反映了周初的地理区划中的指称，亦蕴含着中华民族早期的国家一统观念。“中国”观念的形成和初期发展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成就，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范围日趋扩大；“华夏民族”也在本族之外容纳了许多不同的族群；“中国文化”更是因此不断得以丰富多样化。秦始皇的并吞六国不仅是先秦时期“中国”观念发展演变的极至表现，也为中国版图、民族、制度和文化思想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之影响更是深远。“中国”观念在周秦以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得以不断的发展，又直接催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意识”和“正统论”的思想观念，两宋以后则开始特别强调“严夷夏之防”原则。而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大量增加而形成的国民迁徙与海外移民，不仅增强了国民的“中国”观念，更是在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形成了一种“中华意识”的普遍认同，这也是“中国”观念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