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庄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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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时间：2022/7/5 点击：1028
庄子与惠施三次教科书级的辩论，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提到庄子，我们熟，提到惠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不过一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惠施是谁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很耳熟吧，这是一场很经典的辩论，主角就是庄子与惠施，不过在文章当中，我们将其称为“惠子”。二人关系很不错。
惠“辩”引庄“辩”
庄子与惠施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思维最活跃、学术大发展的时代。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为了能在激烈的诸侯战争中存活下来，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进行了变法，出现“诸侯异政”的局面。同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集中在周朝中央政权中的学术向诸侯中间扩散，“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开始兴起，各国养士之风盛行，出现“处士横议”的学术风气。
先秦诸子为了推广自己的观点，就不免与其他学派发生冲突，而互相之间斗争的主要方式即是辩论，惠施即是当时诸多辩者中杰出的一员“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运用其所掌握的丰富的自然、社会经验知识与天下之辩者辩论，沉浸于其中而乐此不疲，并从中不断的充实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
用“辩”来看庄惠哲学
在《庄子》一书中勾陈出的庄子与惠施的事迹主要就是庄惠的三次争论。这些散碎的争论，当然还不足以拼凑出庄惠二人的微妙关系，但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在这些争论中，庄子似乎很享受与惠施的辩论。
庄子在与惠施针锋相对的辩论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带刺的刺猬，力图竭尽所能的去压倒惠施，这时，惠施是庄子思想上的对手。可是，当惠施过世时，庄子却表现出对惠施特殊且深厚的情感，这时，可以说明庄子与惠施在思想对立背后的相知。
惠施对庄子确有诸多启发，惠施善辩，而庄子得以从论辩中分出肌理，深入奥义。惠施一死，庄子无可语者，这好比下棋没了对手，弹琴少了知音，织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可见，惠施在庄子的心目中，是无人能代替的。
在《庄子》内七篇中，惠施是唯一一个跟庄子正面对话的人物，这也似乎暗示了庄子是多么的重视惠施。从《庄子》中看庄惠二人，我们需要让自己跳到庄惠二人的争论这个圆圈之外，才能将庄惠二人看得较清晰一些。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我们不能把自己也搅到这个局中，但是要保持自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欣赏二人的辩论，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继续探究庄惠二人之前，我们需要再回头整理一下头绪，让我们来看一下三次重要的争论之间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庄惠争论之内在关联
“无用”——三次争论之核心
在“大而无用”之争中，庄子大胆的提出了“无用”这个字眼，并且很巧妙的运用了大树来表达自己对“无用”的独到见解。其实，庄子所说的“无用”并不是真正的毫无用处，也不是传统的隐者所选择的避世态度，而是一种让自己游于方之外的游世态度。
惠施则是一直重视“有用”的，他总是把事物按照某个标准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并且只喜欢有用的东西。从他的角度，不能理解庄子的“无用”境界，体会不到无用者自有其有用之处。
从根本上概括来说，“大而无用”之争，应该是二人入世态度与虚无态度之争。庄惠二人所处的是纷争的社会动荡时期，惠施虽曾官途显达，可也避免不了自己被政治所遗弃，晚年钻研起自己的学术。庄子则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处世态度。庄子一方面是以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态度进入到现实的社会，要使自己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才能在乱世中求得自保。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具有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傲态度，翱翔在超乎现实的想象世界。
但是在乱世想幸免遇难实在是很难，所以庄子内心才会有了矛盾的另外一面，以冷漠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仿佛自己不是其中的一员，只是一个旁观者，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视角。正是因为庄子对现实的冷漠与游世的态度，才使得他与惠施有了三次经典的论辩。
在这三次争论中，有用无用之争又是三者中的核心。可以说，会产生“人故无情”之争、“鱼乐”之争皆与“大而无用”之争有关。
“无用”、“无情”、“鱼乐”的联系
“大而无用”之争是二人分歧关键所在的主要体现，而“无情”与“鱼乐”两次争论则是主要体现之下的两个不同面向。那么，“无情”与“鱼乐”两次争论之间是如何体现二人处世态度的不同？二者是否有所关联呢？
在“人故无情”之争中，惠施开篇进入正题提出质疑，庄子也毫不逊色的巧妙应辩，二人在辩论上还真是够旗鼓相当的，不得不叫人佩服。
“人故无情”之争——引起庄惠二人争论的导火线是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不但没有看到庄子因妻过世而悲伤，反而见其鼓盆而歌，这使惠施有了充分的理由认为庄子“无人之情”。对于一向主张“有情”、“有用”的惠施来说，庄子的如此行径，着实不能让人理解，甚至认为其不可理喻。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当然可以对庄子的行为有所理解，并能将庄子的“无情”以致“无用”提高到其游世、出世态度的高度来理解。对于当局者的惠施会有所迷失，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庄子对于生死的淡然处之，正是他处世态度的体现，生生死死本是生命始终的自然现象，他不屑于与其他的世人为舞，不苟同因生而喜、因死而悲，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进路，有着自己独到的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坚持。
而庄子之所以会有着自己这样的坚持，有很大成分还是要归功于惠施跟他死缠烂打的“有用无用”的辩论，可以说，正是因为惠施勇敢的跟庄子辩论“有用无用”，才使庄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惠施的影响，更加的坚定自己的坚持——游于“人间世”外，冷眼观世，享受着自己的“逍遥游”。
在“鱼乐”之争中，惠施不愧是被庄子视为辩论对手的人物，在庄子巧设了陷阱引他入局后，非但没有惧怕，反而勇者无畏与庄子大胆的展开辩论，展示自己逻辑严谨、善于思辩的一面庄子也不甘示弱，在设置了圈套引惠施入局之后，甚是享受与惠施的辩论，巧妙的运用自己的大智慧，表达他独到的理解进路与之进行辩论。
在“知鱼”的探讨中，庄惠的心境不同，导致二人产生对知识与智慧的追求不同。在此辩中，看似庄子占得上风，似有得意洋洋之态流露出来。但亦有诸多争议，认为庄子此辩是靠“诡辩”取胜，惠施则重视逻辑推理，“辩”之思维填密。
当然也不乏为庄子辩护的，认为庄子此辩并非“诡辩”。“诡辩”与否，孰胜孰负，我们暂且不论，且说在“知鱼之乐”的美妙情境下，庄惠理解进路之不同，给我们带来了从不同视角去思考“鱼乐”，为我们研究这场著名的“鱼乐”增添诸多乐趣。
应该公平的说一句，庄惠思想各有千秋。整个“知鱼之乐”的情境亦成为使人得以复返于本然之初的“自然”，是以庄惠鱼乐之辩，其实可作为庄子“无情”之“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体现于人生情境中的典型传写。
“鱼乐”之争在两强针锋相对下，不仅展现了庄子与惠施分道扬镰的理解进路，也彰显出庄子“无情”观点的生命向度，那是忘我无私后遂得以物我两忘进而与物逍遥的人生理境。故当主体修至“哀乐不能入”的境界时，并非是冷漠无情、冥顽不灵的，反而能通达于性命之情，活活泼泼的显现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大情”，而充分领略自然无为的情意及物我两忘的道境。
依此看来，“无人之情”与“知鱼之乐”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观点，可谓庄子“无人之情”一体两面的展现。唯能“无人之情”，从俗情之累中超拔而出，继而“因自然”，主客相济共同参合，才能真契“知鱼之乐”的道境。唯契此种境地并当“常因自然”才能避免益生之情的滋扰，唯有给合两者才更能体现庄子“无情”于人生情境中随时拨俗以返真与境界的整体内涵。
由此可知，“人故无情”之争与“鱼乐”之争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可以从不同面向来反映庄子的“无用”之论辩。
庄子与惠施的交往，惠施如同一面捍卫常规世界的镜子，映衬出庄子对常规世界的厌倦与离弃。从三次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庄子常常戏虐常规语言与逻辑的态度，惠施则是相当认真的，而庄子却总是嘲弄这种认真，当然这种嘲弄并非是对惠施的人身攻击，而是庄子淡然处世的一种体现，反映出庄子对于现实的无奈，苦苦追寻不到心灵世界之逍遥的苦恼。
惠施的认真是处于对知识的追求与执着，而庄子的嘲弄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冷眼观世，力图运用智慧凌驾于知识之上。庄子看透了“有用”的悲哀，所以一直坚持着“无用”的态度。唯有坚持“无用”，看破世俗，才能“无人之情”唯有“无情”，超拔俗情，才能跨越自然之沟而“知鱼之乐”。
当然，这里的“无用”不是对那些原本就无用的人说的，而是《齐物论》中那些自觉选择无用的“寓诸庸”，因为原本无用的人本身就是庸人，根本不需要再选择无用。要有用的人放弃自己的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用而无用，大智若愚，大巧笨拙，把自己隐藏起来，更是无奈的放弃。要他们平静的接受这种无用的选择，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境可以看出，庄子的“无用”境界是多么的伟大不易、多么的令人赞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