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9/3/3 点击：1118
庄子与《尚书》学关系探微
钟云瑞，王春惠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 要：《尚书》作为上古三代的政教之书，儒家学派将之作为立言治世的依据。庄子是战国时代道家学派的显学，其学术渊源于王官之学，其精通儒者之学，乃是卜子夏之绪余。庄子之学以老子思想为宗，然而对老子学说有所扬弃。《庄子》引《书》、论《书》，吸取《书》学要义而驳难儒学，关于“六经”之论述，开后世解经之先河。于《庄子》用《书》可窥探战国《书》学流布情况，亦助于《书》教传统研究。
关键词：庄子；《尚书》；引论；《书》教传统
前言
《尚书》作为上古三代的原始文献资料，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是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孔子开科授徒，以《书》为教本，之后《书》学思想成为儒家学者立言治世的文本依据。庄子及其学派作为道家的显学，在战国时代的文化争鸣中与儒家交锋最甚，《庄子》一书多次引《书》论《书》，对《书》学思想进行吸收后加以阐释发挥，使之符合己说，以与儒学相论难辩驳。关于庄子征引《尚书》的研究，近代学者只有刘起釪做过相关统计。本文通过梳理《庄子》书中关于《书》篇文献的记载，试图对庄子《尚书》学思想进行探究，以期考察《庄子》文本在推动《书》教传统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庄周事略及学术渊源
关于庄周的生平事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于老子之后，全文为：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载：“《庄子》五十二篇”，班固自注：“名周，宋人。” 今《庄子》残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晋司马彪注本是《庄子》最早的注本，此后，郭象《庄子注》三十卷，唐代成玄英《庄子疏》，清代郭庆藩依据郭注成疏作《庄子集释》，是较为流行的版本。
根据《史记》所载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之事，庄子似与孟子处于同时代，但二人在《庄子》与《孟子》之中均未提及对方。对于此事，章太炎认为：“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 冯友兰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据《史记》所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似亦与孟子同时。……孟子与庄子同时，然二人似均未相辩驳，似甚可疑。然庄子之学为杨朱之学之更进步者，则自孟子之观点言之，庄子亦杨朱之徒耳。庄子视孟子，亦一孔子之徒。孟子之‘距杨、墨’，乃笼统‘距’之；庄子之‘剽剥儒墨’，亦笼统‘剽剥’之。故孟子但举杨朱，庄子但举孔子。孟子、庄子二人，必各不相知也。” 章太炎与冯友兰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庄子与孟子未曾相见的原因，限于资料的缺失，二人只是做了理论上的推测，并未深究其根本，关于这一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讨论研究。
庄子的学术渊源，当是源于春秋时代的王官之学。王官之学的核心要旨是六艺之学，而诸子之学皆是六艺之学的分支流派，此即班固所云“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至于庄子所属的道家，班固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道家是先秦时代的显学，而庄子一派又是道家的显学，故庄子之学渊源于六艺之术。庄子对于儒家学说常讥讽诋毁，由此可反证庄子于儒家理论必然相当熟悉，得儒学之精髓要义而知其弊端所在，这一点恰与墨子有相似之处。
庄子精通儒者之学，盖所闻于卜子夏之儒学。韩愈《送王秀才序》云：“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 近人刘异《孟子春秋说微》采用韩愈之说，云：“庄生学本子夏。《史记·儒林传》‘田子方受业于子夏’，韩愈《送王秀才序》‘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阎若璩《困学纪闻注》‘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称其师东郭顺子为真人为天人，正庄周所宗尚者。’由此类推，则庄子《春秋》之说，亦必有所本。” 案《史记·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 又《儒林传》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据此，田子方为庄周之师，而田子方、魏文侯等人皆是出于子夏之后学。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对此曾有论断：“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 《庄子》一书多次称道六经，解读儒家经义能够得其要旨，故章氏断定庄子之学源出于子夏。
庄子之学作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显学，其学以老子思想为宗。《史记》载庄子事迹在老子之后，说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对于儒学之态度，二者一致，《老子传》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庄子传》曰：“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对儒学均持讥讽批评的态度。《庄子·天下》篇叙述关尹老聃之学，对老子之学极为赞叹，“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成玄英《疏》云：“关尹老子，古之大圣，穷微极妙，冥真合道；教则浩荡而弘博，理则广大而深玄，庄子庶几，故有斯叹也。” 庄子虚静无为思想皆是出自老子思想，胡适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结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 对于老子的思想，庄子并没有完全接受，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在庄子或其后学自然是以关尹、老聃为合乎他们所理想的人格了。然而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 冯友兰也有相同的见解，“吾人可见《老》学犹注意于先后，雌雄、荣辱、虚实等分别。知‘坚则毁’、‘锐则挫’，而注意于求不毁不挫之术。庄学则‘外死生，无终始’。《老》学所注意之事，实庄学所认为不值注意者也。” 庄周之学是对老子之学的扬弃，近代学者已然辩驳明白，兹不再赘述。
二、庄子《尚书》学考述
关于庄子征引《尚书》的研究，近代学者只有刘起釪做过相关统计，认为《庄子》引用《尚书》只有三次，分别见于《天运》《天道》《盗跖》三篇。 马士远教授《周秦<尚书>学研究》有引《书》论《书》释《书》统计表，认为《庄子》涉及《尚书》的有关内容共七处。 本文通过对《庄子》引《书》、论《书》文本的考究，试图考察庄子对《尚书》的态度以及庄子的《书》学观点。
（一）《庄子》引《书》考述
通过稽考《庄子》全书，其征引文本与《尚书》有关者共四篇，分别是《天道》《天运》《盗跖》《在宥》，兹分别对其内容与《尚书》进行比较研究，以讨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1、《天道》：
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刘起釪认为此句乃是逸《书》内容，而据唐代成玄英《疏》云：“书者，道家之书，既遭秦世焚烧，今检亦无的据。” 成玄英认为此“书”乃是道家的典籍，且在唐代之时，成玄英已经对“有形有名”出自何篇无所稽考，而将其原因归结于秦朝的焚书。王先谦《庄子集解》却释“书”为“古书也”。 笔者以为，将“有形有名”放在《天道》篇进行考查，联系上下文义，旨在强调帝王无为、臣下有为的主张，阐明一切政治活动都应遵循固有的规律，为帝王统治寻求合乎自然的治世哲理。《天道》篇所阐述的“形名”思想在《尚书》之中并未体现，故笔者以为此“《书》曰”内容并非《尚书》逸篇文本。
2、《天运》：
巫咸祒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刘起釪认为此乃概括称引《洪范》内容。 案成玄英《疏》云：“六极，谓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伦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极五常，至于日月风云，例皆如此，但当任之，自然具足，何为措意于其间哉！”又言：“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顺苍生，垂拱无为，因循任物，则天下治矣。”俞樾《诸子平议》释“六极五常”为《尚书·洪范》第九畴之“五福六极”，云：“常与祥，古字通。《仪礼·士虞礼》‘荐此常事’，郑注曰：‘古文常为祥’，是其证也。《说文·示部》：‘祥，福也。’然则五常即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备’，其即谓禹所受之《洛书》九类乎！” “九洛”，王先谦《庄子集解》引明代杨慎曰：“九洛，九畴《洛书》。” 郭庆藩《集释》云：“家世父曰：九洛之事，即禹所受之九畴也。庄子言道有不诡于圣人者，此类是也。”
关于“九洛之事”，陈鼓应认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为成玄英《疏》中所谓“九州聚落之事也”，一为杨慎的“《洛书》九畴之事”。“九畴”，见于《尚书·洪范》，指九类大法：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五、皇极，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征，九、五福六极。
“巫咸”，见于《尚书·君奭》篇，“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孔《传》曰：“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 则巫咸是商王朝的贤臣，而成玄英谓“巫咸，神巫也”，本文以为成《疏》所言不确。《庄子·天运》篇所载巫咸祒即是《君奭》中的贤臣巫咸，而《天运》“六极五常”、“九洛之事”，未必就一定是《洪范》内容。笔者以为，战国中期，社会上可能流传着此一类的谚语或文辞，庄子或庄子后学在编纂《天运》篇时，采撷这些文句以入其书，《天运》所言虽非必然是出自《洪范》，但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3、《盗跖》：
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刘起釪认为“《书》曰”内容是没有篇名的逸《书》，但成玄英《疏》云：“所引之《书》，并遭烧灭，今并无本也。”考诸《盗跖》篇的大义，似乎《尚书》之中没有与之思想相合者。此处涉及子张和满苟得的对话，子张主张仁义礼信，倡导贵贱伦理秩序，以求显荣利达；满苟得则主张士人的行为应顺着自然的本性，批评“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指出儒者言行常相违背，同时，用“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对儒家的等级伦理思想进行批判。故笔者以为，《盗跖》篇所引内容，大概与《尚书》无关。
4、《在宥》：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
成玄英《疏》云：“《尚书》有殛鲧，此文不备也。四人皆包藏凶恶，不遵尧化，故投诸四裔，是尧不胜天下之事。放四凶由舜，今称尧者，其时舜摄尧位故耳。” 成玄英认为此处与《尚书·舜典》存在联系，案今本《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可见《在宥》文句确实化用了《舜典》之文而成。成《疏》谓：“夫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迹自见，则后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撄也。” 黄帝垂拱而王天下，而尧舜劳身苦形，有为而治，于治理天下却不能胜任，延及驩兜、三苗、共工扰乱天下。儒家称道尧舜以仁义治理天下，庄子托名黄帝无为而治，一为颂扬尧舜，一为非议尧舜，二家之思想差异性于此可见一斑。
（二）《庄子》论《书》考述
该部分主要对《庄子》论《书》的内容予以考察，分别涉及《天道》《天运》《徐无鬼》《天下》四篇，《庄子》论《书》的最大特点是“六经”并论，将《书》学思想包含在“六经”之中，兹对四篇文本进行讨论。
1、《天道》：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马士远教授认为此处是宏观论《书》的文辞，笔者以为马师此说不确，案成玄英《疏》云：“书者，文字。世俗之人，识见浮浅，或托语以通心，或因书以表意，持诵往来，以为贵重，不知无足可言也。”《天道》篇在此处的大义为：世人所珍贵的道载见于书，书不过是语言，语言有它的可贵处。语言所可贵的是意义，意义有所指向。意义所指向的，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而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 主旨在于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道理，因而世之所贵的书，并不可贵。文章围绕的中心点还是“形”与“名”的关系问题，而这些均未见于《尚书》思想，故此处所指的“书”并非专指《尚书》，而应当理解为书简、书籍。
2、《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此处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六经”之名出现，以《天运》篇为最早。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佐证了《天运》“六经”之名的准确。李学勤等人认为楚墓主人“东宫之师”曾任楚太子的老师，“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 据《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楚顷襄王即位已经是战国末期，所以楚墓竹简埋葬之时，晚于庄子的生平，但距离庄子并不十分遥远。故两相比较，可以对“六经”之名进行确定。兹列举《郭店楚墓竹简》中涉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内容，以备参考。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
仁者，子德也。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馋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德》）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语丛一》）
3、《徐无鬼》：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
成玄英《疏》云：“《诗》《书》《礼》《乐》，六经。《金板》《六弢》，《周书》篇名也，或言秘谶也。本有作韬字者，随字读之，云是太公兵法，谓文武虎豹龙犬《六弢》也。……武侯好武而恶文，故以兵法为从，以六经为横也。”
此处《诗》《书》并论，说明了“四经”的致用功能。然而联系上下文义，女商平时和武侯谈《诗》《书》《礼》《乐》，却未尝见武侯启齿，而徐无鬼拜见魏武侯，用相马之术引发了武侯的喜悦，借以讥讽《诗》《书》《礼》《乐》的无用，讽刺意味极强。其实，这正符合庄子嘲讽儒家的思想，《诗》《书》乃是儒家立言处世的根本，是儒学的归旨所在，庄子一派抓住儒家学说的要义加以批判，是熟稔于儒学内涵而知其弊端所在的反映。
4、《天下》：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成《疏》谓：“史者，《春秋》《尚书》，皆古史也。数度者，仁义名法等也。古旧相传，显明在世者，史传书籍，尚多有之。言仁义名法布在《六经》者，邹鲁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夫《诗》道情志，《书》道世事，《礼》道心行，《乐》道和适，《易》明卦兆，通达阴阳，《春秋》褒贬，定其名分。《六经》之迹，散在区中，风教所覃，不过华壤。百家诸子，依稀五德，时复称说，不能大同也。”《天下》篇文极其精要地评述了先秦各家的学说，从庄子学派的观点出发，对各家学派作出褒贬，同时对庄子思想也作了高度的概括，是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此处总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对六经的功能和价值予以深刻的分析，这一观点对后世儒家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读六经，皆以《天下》篇所言为根柢。
《礼记·经解》篇论述六经要义，文旨同《天下》一致，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荀子·儒效》篇于战国末期议论六经要义，沿用《天下》说法，云：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汉代学者继《荀子》之后讨论六经价值，依然袭用《庄子》旨意，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史记》所言是对《礼记·经解》篇的详细论证，以阐明六经的功用乃是道志、事、行、和、阴阳、名分，这一论点被后世广泛采用，如上引唐代成玄英的疏解，至清代皮锡瑞作《经学历史》，还对《庄子》此说加以评判，曰：“蒙吏荒唐，解道《诗》《书》《礼》《乐》”，于此可见《天下》所论六经要义之影响至深至远。
三、庄子《书》学价值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势微，诸侯强大，周初以来的宗法制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逐渐崩溃，为寻求治国治世的良策，诸子百家纷然并起。诸子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互相争鸣非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学派之间由此形成了互相评论和阐释的关系。经过不同学术观点的激烈交锋，到庄子之时，各学派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来充实自己。《尚书》作为上古三代政教之书，记载了大量先王政治活动和施政言论，是儒家开科授徒的政治教科书。庄子学派对儒家之《书》学思想进行积极阐释，吸纳其中的精髓，加以改造利用，以引《书》、释《书》的形式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借《书》学内容对儒家本身的思想进行驳难，衍化出儒道不同的《书》学脉络体系。
《庄子》论《书》包涵于讨论“六经” 的范畴之内，《天运》《徐无鬼》《天下》三篇论述“四经”或“六经”的大义主旨，对《书》教传统的发生、演变、流传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天下》篇所言“《书》以道事”，后代学者沿用其说，《荀子·劝学》：“《书》者，政事之纪也”，《儒效》：“《书》言是其事也”，汉代《史记·滑稽传》：“《书》以道事”，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书》著功，故长于事”，以上诸家在《尚书》乃古史之书，记述先王政事的态度上，意见一致。庄子及其庄学一派，在自身学说发展的过程中引《书》、论《书》，无疑推动了《尚书》在战国时代的流传，以此窥见儒家以外的诸子学派对《书》的态度，同时对研究《书》学思想对于不同学派的思想历程也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 （唐）韩愈撰.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刘异.孟子春秋说微[M].《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5（3）.
[7]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 刘起釪.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6]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1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8]（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钟云瑞，男，山东寿光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
通讯地址：山东省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曲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
邮编：273165 Email：zhongyunrui1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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