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7 9:38:16
政治哲学的中国本土资源
陶 清
提要 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当代哲学界的一大事件；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拉开了这一事件的帷幕。“道德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西方哲学的悠久传统中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和启蒙时代哲学是这段辉煌历史中的两座峰巅。只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哲学、尤其是以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渐渐沉寂下来，关注语言的分析哲学渐渐成为英美哲学的主流。与英美哲学不同，欧陆哲学有着悠久的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政治哲学传统，而且由于“二战”以后关于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深度拷问，推动了欧陆哲学不断地向着政治哲学深入拓展，其中，存在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欧陆哲学中政治哲学蓬勃兴起的主导思潮。我国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由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所启动，“洋为中用”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在我国实践的“源头活水”。当然，真正的活水源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当下问题。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应当忽略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古为今用”才能够为当代中国以至于世界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资源。《淮南子》，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当代哲学界的一大事件；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拉开了这一事件的帷幕。哈贝马斯认为：由于《正义论》的问世，使得哲学研究的范式、对象、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道德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西方哲学的悠久传统中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和启蒙时代哲学是这段辉煌历史中的两座峰巅。只是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哲学、尤其是以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渐渐沉寂下来，关注语言的分析哲学渐渐成为英美哲学的主流。
与英美哲学不同，欧陆哲学有着悠久的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政治哲学传统，而且由于“二战”以后关于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深度拷问，推动了欧陆哲学不断地向着政治哲学深入拓展，其中，存在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欧陆哲学中政治哲学蓬勃兴起的主导思潮。我国近年来悄然兴起的政治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由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哲学工作者所启动，“洋为中用”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在我国实践的“源头活水”。当然，真正的活水源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当下问题，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理念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发展理念所激活的、“人的问题”所启动的“问题中的哲学”（陈先达语）的实现方式。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应当忽略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古为今用”才能够为当代中国以至于当代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中国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的政治哲学更是蕴藏着当时时代精神精华的丰富矿藏。由于长期以来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只是被视作社会历史观念而停留于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中，甚至被认为是“南面之术”和“驭民之术”而抛荒于故纸堆中。如果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实际出发去以真总结我国的思想历史，不难发现和发掘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关于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的丰富宝藏，从而为建设中国持色全面治理和全面发展理念提供思想支撑、理论支持和文化保证。我们可以以《淮南子》为样本，对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关于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从道家哲学的视角加以剖析，以期从一个侧面考察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独特品格和性质。
梁启超认为：刘向和班固把《淮南子》归入“杂家”是有欠妥当的，从其内容分类和思想旨归看，实可谓集道家学说之大成；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从《淮南子》的哲学立场、观点尤其是名词术语上看，它与老庄道家确实存在着思想理论的继承关系；但是，从政治哲学特别是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的角度看，《淮南子》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取精用宏、博采广纳的理论创新精神。我们可以通过关于“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民本”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一般说来，“无为而治”的思想源于老庄，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关于社会治理的主导观念。如《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无为故无败”；“我无为而民自化”。《庄子·知北游》也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老庄的说法，容易使人得出“圣人无所作为，庶民自然归化”的结论。《淮南子》认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因为，“无所作为”不能称为“圣人”。如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五圣”，“神农教民播种五谷”，尧处置“四凶”，舜“作室筑墙茨屋”，禹“决江疏河”，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都是兴利除害、大有作为的君主。因此，“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违”也就是不要违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修务训》）顺应客观规律的有所作为，既不是无所事事的无所作为，也不是违背客观法则而任意妄行的有所作为。只有具有这样的“无为”“无不为”的社会治理理念，才可能达到“无治”“无不治”的社会治理效果。因此，“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从“道”的视界观照世界，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因任自然观念一样，都是遵循客观法则前提下的有所作为，否则只能是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感而不应、迫而不动”的无所作为和“以火熯井、以淮灌山”的胡作非为都不可能取得治理的实际效果。
遵循或者不违背客观规律的有所作为，就一定能够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目标吗？《淮南子》认为两者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社会治理，总是通过从事社会治理的人的行为和活动去实现的；为从事社会治理的人的行为和活动设定规则和准则，才能够保证不违背客观规律的有所作为真正实现“无为而治”。在《淮南子》看来，为从事社会治理的人的行为和活动所设定的规则和准则，主要是指“为公”的执政理念和“民本”的社会发展理念。
对于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人来说，“有为才能有位”和“有位才能有为”是一个悖论：无位很难有所作为，有为也未必有位。因此，寄望于在位者的慧识洞察和在位者的以位相诱，成为政治活动的原始动力，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社会治理的源始价值目标设定，甚至走到了“致治”的反面，如“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耜无以设，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瞻”。（《本经训》）与“致治”的源始价值目标正相反对的以“位”相诱，正是“有为”于“位”的价值导向的必然结果；因此，以“致治”为源始价值目标设定的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就是“无为”于“位”。“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诠言训》）儒家崇尚的“三达德”：“仁”“智”“勇”都必须以“无为”于“位”来范定，以激活“忠诚”作为政治道德要目和政治活动核心价值的自然呈现。
“无为”于“位”也不能保证“无为而治”，因为，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和确证，还必须以终极价值目的设定（如“安民致治”）规范社会发展理念并通过社会治理活动实现之。在《淮南子》看来，由终极价值目的设定所规范的社会发展理念就是“民本”，因为，“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主术训》）“民为国本”并非只是一种理论悬设，而是只能通过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去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诠言训》），安民则国治。社会治理活动如何能以“安民”？一方面，规章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以“利民”为本；政治教化活动的规范和准则，以“令行”为止：“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汜论训》）令不行、禁不止，则再好的理念、方针、政策不啻纸上谈兵，严肃的规范、准则、条例也不过是虚置摆设，“利民”也就成为自我标榜的口号而已；另一方面，“安民”必先“富民”或曰“藏富于民”。《淮南子·人间训》引用西门豹治政的话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君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藏富于民，而民为国本，国焉能不富强？这与儒家所认定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是从政者必备的美德和执政理念互补交融。
从《淮南子》所总结的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来看，尊重客观规律、注重道德治理和关注百姓利益，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关于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的三大优良传统。相对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以及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所长期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传统更多地显现出麦金泰尔所揭示的“谁之公平？谁之正义”的问题意识。“公平”“正义”问题，首先被置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思维框架中去思考，更多地向着社会群体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的方向倾斜，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关于“在位者”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执政价值理念和政治责任来评判，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出于政治又高于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重建所不应忽略的思想理论资源。将这一特色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语境中考察，依照康德，如此“出于责任的行为”且出于“尊重法律”的“善行”，不仅仅只是符合道德性的，而且也是政治合法性的真实基础。
作者简介：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安徽省庄子研究会第三次学术交流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