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9/8/25 10:05:53
试论华夏精神之“鲲鹏之志”与“浩然之气”
——从庄子与孟子的政治实践之异同看儒道两家之对立统一
高伯羽
根据雅思贝尔斯关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理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人类文明 “爆发式”成长，东西方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共同构建起人类文化的基本框架。对应这一时期东方的中华文化，正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出现了儒、墨、道、法等“九流十家”各领风骚的文化繁荣局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和面貌。
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在中国则是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百家”学术的逐渐沉寂。除儒、道两家而外，其它各家都由于皇权政治的遏制，因后继乏人而归于寂灭，实属可惜。尽管各家的思想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儒、道两家的吸收和继承，但无可讳言，自秦汉统一后，两千多年漫长的中国社会，主要是由儒、道两种主体文化所引领，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成为浇灌和滋养中华民族精神的两股既泾渭分明、又浑然一体的清泉，涓涓不息……
先秦道家哲学的主要代表是老子和庄子，俗称“老庄哲学”，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和孟子，俗称“孔孟之道”。庄子与孟子生卒年代相近，庄子略小孟子几岁。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同、面临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相近，但他们所做的人生选择却大相径庭，他们所创立的思想体系也各具特点。考虑到历史上儒、道两家密不可分的现实关系，考虑到长期以来“以儒释道”“援道入儒”的中华学术传统，本文试图从庄子和孟子的政治实践这个单一的角度，探讨二人政治理想与人生哲学之异同，进而揭示儒、道两家思想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进而从“文化现象学”的高度上，揭示儒、道两种思想体系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引领与滋养。
关键词 庄子 孟子 华夏精神 文化品格 鲲鹏之志 浩然之气
一、庄子、孟子政治实践之差异
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名周，字子休（一作子沐)，汉族，蒙（今安徽蒙城）人。原系楚国公族，楚庄王后裔，后因战乱迁至宋国，为宋人。关于庄子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史记》本传的简述和《庄子》书中的记录，推测、还原出一个吸风饮露、特立独行、视功名如腐鼠、拒绝与统治者合作的古代智者的大致轮廓。我们只知道他曾为漆园小吏，然后就长期隐居山林不再出仕。他知识渊博，其学无所不窥，且著述宏富，文笔恣肆汪洋，深受时人敬重。然而，他却“鼓盆而歌”、甘于清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这样记述的：“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本传上的这段记载，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庄子的学术旨归、思想倾向、文风特点和政治选择——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对庄子自视清高、不同流俗、追求自由、拒绝入仕的精神状态和政治选择，太史公无疑是颇为欣赏且大加褒奖的。在短短几百字的传主传略中，司马迁用几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庄子放浪不羁、不为权势所诱的高贵品格，追慕之情溢于言表：“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纹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或许脱胎于《庄子》书中如下两段脍炙人口的文字，抑或另有所凭，不得而知，然而其精神旨归和价值取向是高度一致的。在《庄子·逍遥游》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以许由自况，将自己的终生不仕与许由的“尧让天下而不取”相比附的意味十分明显。另一段在《庄子·秋水篇》:“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梁国而吓我耶?”将庄子视富贵权势如粪土腐鼠、坚决捍卫自己高洁情操的隐者形象描述的淋漓尽致。
综上，结合《庄子》通篇所富含的抱持鲲鹏之志的远大胸怀、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追求精神上绝对自由的人生哲学、秉持“适己自恣”的价值取向、悠游于“无可无不可”的生存智慧之间，用其终生不仕的政治实践，谱写了一曲逍遥自在的人生赞歌，这一高蹈超尘的人格特点，在庄子身上体现的十分鲜明。
对比孟子的政治选择，反映在儒道两家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上的差别和对立是十分明显的。而这一差别所形成的中华文化两种基本元素、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滋养，对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影响至为深远 。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或子车、子居)，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原系鲁国公族、孟孙氏后裔，孟孙氏衰微后其一支迁居邹，是为孟子先祖。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于孟子的生平，由于他在儒家的“亚圣”地位，就要详实和丰富的多。首先，我们来看《史记》本传极为简略的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 ，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段高度概括的记述，同样明确揭示了孟子的学术师承、学派归属、学术特点和著述成果。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本文所选取的角度，这篇简短的文字，明确地概括出孟子一生的政治选择、政治实践和政治命运。
我们根据《孟子》书中孟子游说各国诸侯的记录，对照同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还原出孟子一生的政治活动轨迹。
一如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习），三十而立（聚徒讲学），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政治成熟），六十而耳顺（周游列国、对话诸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文化整理、传承）”（《论语·为政》）。孟子是同样的人生轨迹：读书学习、聚徒讲学、传食于诸侯之间投身政治活动、最后退而与弟子从事文化整理和理论著述。他的政治活动轨迹应该是这样的——
孟子大约在40多岁开始率领学生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到60多岁由于各诸侯王“不合”、“不能用”、“不果所言”，最终退而与学生一起著书立说，政治活动几近二十年。他游说的诸侯国有齐、邹、滕、薛、宋、魏、鲁等国，游说的诸侯有齐威王、齐宣王、宋王偃、藤定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邹穆公、鲁平公等。
首先去见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宣扬他的“仁政”“王道” 主张，由于话不投机，连齐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 都没有接受，就离开了；然后去了宋国，是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学好“先王之道”，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故乡邹国。根据《梁惠王下》记载，邹国当时刚刚与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意思是说，你们君臣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临难，老百姓当然不会奋不顾身，所谓“出乎尔者，返乎尔也”；然后，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正好撞在孟子“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上，所以直接回绝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根据《孟子》书记载，孟子与梁惠王交往的这段时间，一定是在公元前323年之后，即发生了如下历史事件之后——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魏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可见，这段对话是在以上史实发生之后。梁惠王问的是怎样复仇的具体办法，孟子却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大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与梁惠王这次对话后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继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再度到了齐国。这一年大约是在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最终“保民而王”，讲了一套用“王道”代替“霸道”的大道理，当然得不到宣王重用。再然后，大约在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前后，孟子离开齐国再次去过宋国。据《告子下》记，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宋牼听说秦、楚要打仗，准备去游说秦、楚罢兵。孟子又一次用国家层面上的“义利观”婉转批评了宋牼。最后，鲁平公(约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期间，由于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孟子去宋游鲁。最终因宠臣臧仓的阻碍，鲁平公打消了会见孟子的念头。长期不遇、四处碰壁的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经过近20年的奔波、碰壁，孟子渐失“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魄，而有了一种“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的失落、绝望与宿命（《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著书立说，不再出游了。
综上，庄子、孟子作为儒、道两家的杰出代表，各自用他们一生的人生实践，深刻而完美地反映和践行了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理念。尤其是他们迥然有别的政治实践，一个是积极入世、孜孜以求改变现实政治、缔造理想社会，可谓席不暇暖、任劳任怨；一个是超然物外、想方设法逃离现实政治、追求全生葆真，可谓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二者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真正是各具特点、泾渭分明。
二、庄子、孟子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之异同
庄子、孟子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杰出代表，都有着非常丰富而明确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有关儒道两家以及庄子、孟子思想体系的差别与对立，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最为人们所关心、且早已形成许多众所公认的结论的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重复这些众所周知的结论。下面，仅从庄、孟两种政治选择和人生态度，作为两种基本文化元素，如何长期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和人格气质这一视角出发 ，尝试对庄子、孟子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之异同做一番初步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儒道两家，或者说庄子和孟子，其思想体系与人生态度既有相异之点，又有相同之处；既相互对立，又内在统一。共同以中华主体文化的形式塑造着华夏精神的多维度和丰富性，滋养着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朴实与高洁。
对比庄子与孟子一生的政治理想、政治选择和政治实践，他们有三点不同，又有三点相同，十分鲜明地反映出儒、道两家思想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影响中国社会最为深远的两种文化元素，在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至今这种影响仍不稍减！
庄、孟三点不同处：1、庄子、孟子分别为道家与儒家的杰出代表，思想学派不同。儒、道两家思想学术分野明晰，体现在社会理想和人生哲学上，一个主张“小国寡民”、“适己自恣”，努力追求“无用之用”的闲适和高飞远举的逍遥；一个主张“大一统、王天下”、“达则兼济、穷则独善”，孜孜矻矻于“修、齐、治、平”的政治实践与人格修炼，区别与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2、政治实践不同。老子、庄子一个为“守藏室之史”，一个为“蒙漆园吏”，均为下层小吏。最后，一个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一个隐居山林、终生不仕，均为避世者，远离政治；孔子、孟子一个为“中都宰”、再“司空”、再“司寇”、并“行摄相事”，一个为“客卿” 常常“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均为高官厚禄。一个率领学生“周游列国”16年，推行其“仁政”思想，一个率领学生“传食于诸侯之间”几近20年，宣传其“王道”学说，均为入世者，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
3、人生追求不同。基于儒、道两家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庄子、孟子在人生追求上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追求“无为”“适己”，最高理想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任意逍遥；一个追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克己复礼。
庄、孟三点相同处：1、思想体系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是相同的。庄子、孟子都是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思想深刻、文笔酣畅，受到时人的敬重和后世的无限敬仰，同时成为“真人”与“圣人”，为中华文化的成长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尤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这一点是相同的。
2、追求理想政治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庄子、孟子同样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睿智的哲人，他们怀揣对人生的美好梦想，追求理想社会与理想政治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文明与理性的本然之义。尽管二人追求理想政治的表现方式迥异：孟子紧贴现实，力求改造现实政治；庄子超然物外，力求摆脱现实政治的羁绊。但孟子同样秉持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古训，积极入世却并不丧失原则、丧失自我。同样常有“采薪之忧”的傲岸和不吃“嗟来之食”的超然；庄子“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不入庙堂、不愿被政治“巾笥而藏”，而宁愿“曳尾于涂中”，不也是对理想政治的另一种呼呼、另一种追求吗？可见，在追求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人生的出发点上，两位哲人又是相同的。
3、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是相同的。作为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庄子、孟子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礼崩乐坏、称王争霸、战争频仍、生灵涂炭，恶浊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使庄子选择了回归自我、向内寻找生命的丰盈与心灵的宁静，实现“全生”“葆真”的人生价值，象逃避“巾笥”的枷锁和“腐鼠”的腥臭一样，逃避现实政治。他直接用自己不合作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厌恶与批判；孟子虽然积极投身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政治实践中，但他始终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甚至更为直接和尖锐。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当时君王的傲然态度上、常常当面诘难使其“王顾左右而言他”，更表现在他系统的政治理论中。他的“民贵君轻”论、统治者的“贼殘”论、可“诛一夫”的革命理论，甚至常常成为后世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故而也常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贬损和抵制。
三、“鲲鹏之志”与“浩然之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
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精粹，一直引领者整个民族前进的方向和步伐。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天下读书人——统称为“士”。士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所谓“士农工商”之“四民”之首，一方面作为官员队伍的提供者和预备队（其实科举制度前后均是如此），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同时，也以文化先行者和道德实践者的身份，引领和规范着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操守，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的高度。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而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的读书人主要读什么书呢？当然，主要是读儒家经典，其次，一定是道家学说，这是无可置疑的。所谓在朝为儒、在野入道，所谓得意则儒、失意则道，所谓达则兼济（治国）、穷则独善（悟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甚至，具体到某一个读书人，为官时以儒立身、致仕后即入道养生；得意时恪守儒家教条，失意时醉心道家理论，历史上不乏其例。由此可见，天下读书人不外乎得意失意、在朝在野两种结局、两种境况，而成为文化主流的儒、道两家思想，给与了他们全面的滋养。
儒、道两家思想分别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两个文化符号体系，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本文只选取庄子的“鲲鹏之志”和孟子的“浩然之气”两个文化符号加以简析，看它们是如何深入到民族文化的血液中，整体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高度的？
《庄子》开篇的“逍遥游”起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离奇的神话故事，推出“鲲鹏”这种巨无霸的存在。当然，它是庄子伟大人格的化身：“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此示其伟大；“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此示其志向远大、能力超强；接着，庄子推出几种目光短浅的小动物来嘲笑鲲鹏的志向与能力：“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在此，我们当然知道，庄子是以动物喻人类，揭示出不同的人，其志向之大小不啻云泥。最后，庄子的结论当然是以道家的高飞远举、鲲鹏之志以“剽剥儒、墨”之汲汲于功名利禄，一似“蜩与学鸠”而已。用他的话说是：“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简简单单一段话，羞煞古今几多王侯将相啊！你们踽踽于仕途之上，蝇营狗苟，为品阶的升迁黜降而大悲大喜，在庄子看来，不过是燕雀之志，何其小也！
庄子对仕途官场的深恶痛绝，来自于他对险恶政治环境的深刻认识。他深知凭一己之力无法扭转现实的的黑暗，遂扬弃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追求一种“无所可用”的无用之用，最终达到“全生”“葆真”的人生终极目的。在貌似“消极”的背后，生成了一种哲学高度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肯定，谁又能说这不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另一个纬度呢？在《庄子·逍遥游》里，有庄子与惠子的这样一段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用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意蕴的寓言故事，得出他生命哲学的最高结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故 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养生主》）
可能令庄子意想不到的是，在往后的几千年里，他这一“鲲鹏之志”的寓言，他这“无所可用”的教诲，给古往今来多少知识分子、尤其是官场失意的读书人以气节上的鼓励和心理上的安慰啊！使他们面对难以到手的功名，能够产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自我安慰；面对同侪的轻薄肤浅，能够产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矜持自守，藉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最终磨砺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气魄与达观。
孟子提出“浩然之气”概念，同样是在其政治活动中，面对统治者的专横跋扈和颐指气使，为保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平等而提出的。他首先提出面对利诱、不为所动的“不动心”思想。《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他与学生的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接下来，公孙丑继续追问老师何所长？孟子正式提出他的两项长处是“知言”和善养“浩然之气”。师生对话是这样的：“‘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所谓“知言”是指“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是知识层面的、人生经验层面的，不议。而“浩然之气”则全然是精神层面的、是人格修养层面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其政治上的出发点是保持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其思想基础是人人平等、人格平等，其哲学基础是“性善”学说。
孟子主张人无分贵贱，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这些基本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天性和人格上，圣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他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正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们不断发展自己的仁之“四端”，则“人皆可为尧舜”。
在孟子看来，人要成为尧舜，就必须“保养本心”、善养“浩然之气”。这种“养气”的功夫，是以保持人的本性和加强仁义道德修养为途径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矣。”（《孟子·公孙丑上》）人生总是充满了欲望和诱惑，要想学做圣人就必须摆脱这些外在干扰。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即做“仁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强调君子必须固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格底线。
为此，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这一理想人格概念。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无为其所不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由于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气节、大义凛然、不卑不亢、不畏权贵的人格特质树立了标杆。孟子在与诸侯国君的交往中，充分体现出了这些高贵的品质。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恭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他常常言辞犀利，敢攖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同时，孟子的“浩然之气”理念，还为历代知识分子往往充任“客卿”“幕僚”“言官”的职业身份，找到了进退裕如的心理依据。孟子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对立是由来已久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史记》就说庄子“以诋訿孔子之徒”为能事，纵观《庄子》全书，尤其《渔父》、《盗跖》、《胠箧》诸篇，简直就是仲尼之徒的言论汇编和行状记录，其中多有直评，也确实不乏“诋訿”“剽剥”之处；然而，随着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以儒释道”思潮的兴起，儒道合流的趋势就始终没有停歇。隋唐的“道统”学是如此，宋明“理学”和“心学”亦是如此，清朝、民国的“宋学”“汉学”“新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北宋的苏东坡首先提出《庄子》“明诋暗助”儒家的观点，这一观点也得到康有为的认可和发扬。这一贯穿中国学术史的有趣现象，本身就说明儒、道两家思想具有天然的内在统一性。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讲，秦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就是在——或者说主要是在——儒、道两家文化乳汁的滋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二者的内在统一。
再看《孟子》，孟子以“距杨墨、放淫辞”为己任，言辞更为激烈：“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似乎对道家学说深恶痛绝。事实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矛盾与对立所决定的。以后的荀子同样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反映了两家思想对立的基本事实，这是毋庸讳言的。
然而，学术分歧和思想对立是一回事，而作为文化现象的内在融合与统一是又一回事。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基本矛盾和对立是事实，这主要体现在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旨归是基本对立的。这决定了两种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基本理念上都是有区别的甚至严重对立的，不赘述。更重要的是，作为两种主要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元素，恰恰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对立，陡增了中华文化的张力和多维性。儒、道两家思想在共同构建和养育民族精神与品格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作者简介
高伯羽 曾任内蒙古科技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文化部文化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国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河北省国学学会 副会长，张家口市国学研究会 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