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9/8/25 9:57:13
论庄子的人生幸福观
宋 辉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亳州 236800）
摘 要：庄子对人生幸福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人生幸福系于心境和谐宁静;人生幸福系于自在逍遥;人生幸福系于超脱达观;人生幸福系于和谐的人际关系;人生幸福系于民众幸福。分析了庄子人生幸福观的合理性以及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方面。
关键词：庄子；人生幸福观；逍遥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平生不得志，只做过低微的漆园吏，与平民百姓生活在一起，对社会现实了解深刻。他生活清贫窘迫，有时还需要向人家借贷。残酷的现实并未使他卑躬屈膝，反而使其个性更加鲜明。他性情清高孤傲，自由不羁，不屑与权贵为伍。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困顿之中不消沉，达观洒脱，参悟透了人生的内涵和意义，对人生幸福有着独特的洞见。他的人生幸福观代表了当时普通民众和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接地气，有生命力。尽管当今与庄子生活的年代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他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和体悟，对于当代的人们仍然富有启发，值得认真探究。
1、人生幸福系于心境和谐宁静
人生幸福首先应该有一个和谐宁静的心境，内心经常处于矛盾、煎熬之中就不可能有幸福感。庄子把真人视为心境和谐的典范。《庄子·大宗师》篇详尽描述了真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神态：“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1］128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己乎；畜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1］130。真人的心思平静如水，容貌寂静安详，额头宽广恢弘，冷清像晚秋，温暖似三春，喜怒如同四时变化一样自然，顺应万物的变化随遇而安。人们无法探知他的底蕴。他神情舒畅似喜悦，一举一动好像不得己，内心充实面容和蔼，德行宽厚令人归依。真人的心境和谐宁静，令人羡慕不已。心境和谐是世人所极力追求的，但身处凡世中的人们免不了会遇到各种烦恼的困扰。如何才能摆脱这些烦恼，求得一个清静安适的心境呢？庄子应对的方法主要有：（1）安时处顺。世间的许多事情，人们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采取安时处顺的方法。他借孔丘之口表达了这种想法：“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117因此，懂得了这一道理就不足以扰乱本性的和谐，也不致于侵扰人们的心灵。要使心境平和安适，通畅怡悦，日夜不间断地地保持春天般的生机，这样便会和外物产生顺应和谐的感应。（2）无执。人世间有富贵、贫贱、高低之别，然而从道的视角来看，一切事物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即使遭受了人间种种不同的、哪怕是不幸的感受也不必太过执着。如果这样，那就不知道什么才是耳目感到适宜的，从而使心神在顺和适宜的境界中畅游。（3）坐忘。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156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不如采取忘却的态度来安顿心灵。（4）心斋。庄子解释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80-81其实，“坐忘”和“心斋”都是通过虚己﹑忘我、静心，以达到契合大道之法。心境空灵契合了大道，使人渐次达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心境永远和畅如春。庄子对心灵和谐宁静的论述是精辟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素。人们通过安时处顺、无执、“坐忘”和“心斋”的方法进行内心修炼，排除杂念，净化心灵，逐步提升精神境界，享受到宁静和谐的幸福感，这对于化解人生际遇中的种种困惑，获得心境的平和安宁，纯洁人的品格，无异于一副良药，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对于后世的道家和身处落魄中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永远抹不去的，已经内化为他们的精神人格，也成为了许多人消解内心痛苦行之有效的方法。
2、人生幸福系于自在逍遥
庄子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为了自由，他毅然拒绝了楚国令尹之职，宁愿做一只在泥水中艰难爬行的龟，他也曾视魏国的相位为“腐鼠”而不屑一顾。他还以寓言明志：“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旺，不善也。”［1］68其品行之高洁令人敬仰。他的理想国是所谓的“至德之世”，在那里，人们“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1］269-273在庄子的理想国里，人人思想单纯，无忧无虑，都享受着幸福祥和的生活。这里的人们完全自由、平等,任性而为，自我化育，没有矛盾、争斗，也没有压迫、剥削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完全是一派田园牧歌图景。它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强烈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愿望，及其对苦难现实的深沉反抗。孙亦平先生指出：“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其中洋溢的幸福观今天读来令人省思。”［2］187江畅先生分析说：“传统社会奉行的幸福观不可避免存在很大局限性,对幸福的理解也比较狭隘,并且不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个性发展。”［3］在这个意义上讲，庄子对自由的不懈追求是对传统社会幸福观的重大突破，显然具有彻底的革命性。陈鼓应先生则从正面高度肯定了庄子的自由思想。他指出：“在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反对压迫等方面，庄子与马克思主义是有相通之处的。”［4］9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是绝对的“逍遥游”。这种“逍遥游”是绝对“无所待”的。像列子御风而行还是借助了风的力量，还未达到他所期待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1］11的逍遥境界，这种“逍遥游”应该像苍穹中的鲲鹏一样自由展翅翱翔。崔大华先生评论说：“庄子的自由的理想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中的进步现象；庄子对情态自由的描述应该是人类自由思想史的初章。”［5］165《庄子·至乐》篇叙述了庄子与髑髅的对话，反映了他的绝对自由的幸福观。它说，人死以后，上无君王，下无臣子，也没有四季寒暑之忧，自由自在与天地并生共存，即便是南面称王的快乐，也不能超过它啊［1］336！由此看来，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而属于无政府主义的空想。从另一方面看，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的，对于人们冲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舒展个性，开拓自由的空间也是值得肯定的。
3、人生幸福系于超脱达观
庄子的人生幸福观集中表现为摆脱了名利得失的羁绊，超然物外，充分表现了他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圣人体现了“道”的要求，自然无为，具有超凡脱俗的特质。圣人能够摆脱人世间的是非、美丑、生死、得失、贵贱、福祸等等困扰，始终保持与道同化［6］118。庄子赞美圣人的超脱：“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1］52-53“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1］227-228他认为，人们终身囿于是非、美丑、生死、得失、贵贱、福祸等等烦忧都是自伤其性的愚蠢行为，如果站在道的立场上一切事物都是完全相同的，即所谓的“道通为一”［1］38。因此，圣人不会在意世人的种种非议，不去追逐名利物欲，生活恬淡，行为潇洒。他对世人追逐外物的行为很不理解。因为世人们“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1］31-32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庄子的人生幸福观与伊壁鸠鲁和亚当·斯密等思想家对幸福的理解存在着相似之处。伊壁鸠鲁的观点是：“人们不幸福的主要根源是内在的，归根到底在于人们的观念，即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自然的本性、快乐与欲望的限度。……幸福的始点不在于加法意义上的追逐快乐，而在于减法意义上的消除痛苦。”［7］斯密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穷其一生追求一种错误的幸福，我们追求赞美、财富和权力，而不是智慧和美德。结果我们通常会发现在实现目标的时候，自己会变得十分悲惨，而且十分有可能在实现了目标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一生，会发现自己更加悲惨。”［8］ 韩毓海先生还提出，康德有这样的思想：“追求精神之幸福，乃人之天性，因此便是人之初心，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一个追求精神之幸福者死后，人们可能赞美他，但这不重要，重要的乃是——人们能否从那个‘追求精神之幸福者’的人生中，参悟‘追求精神之幸福’乃至高之幸福，能否通过对这个人一生追求的思考，获得对于人的天性、人之初心的觉悟。”［9］ 这些中外古圣先哲们对幸福的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非偶然。他们都认识到了“追求精神之幸福”乃至高之幸福，而满足于物欲之幸福乃低层次之幸福。他们也都看到了物质财富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如果得不到适当解决，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没有任何幸福可言。质言之，人生在世的确应该确立较高的精神境界，生活洒脱，努力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才能真正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不应斤斤计较于名利权力，沦为金钱的奴隶。如果人们的眼中只有金钱地位，整日为追求享受虚荣而煞费心机，把宝贵的精力都用于争权夺利上，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很悲哀吗？由此可见，庄子对名利得失的超脱能够产生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对于当代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不能像“神人”那样餐风饮露，不食五谷，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生活，不能不从事于具体的工作，履行好岗位职责并努力奋斗是实现人生幸福的必由之路。
4、人生幸福系于和谐的人际关系
庄子认为，实现人际和谐的根本方法与途径就是顺天从事，虚己以待人。在《人间世》中，庄子对此进行了集中阐述。其中的一则寓言讲的是，颜回听说卫君暴虐要去劝说，便向孔子请教。颜回说用“内直外曲”法应对暴君。所谓“内直”就是内心无杂念，即“与天为徒”。所谓“外曲”就是入乡随俗，随大溜，即“与人为徒”［10］304-307。孔子向颜回建议“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1］83。具体说就是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不为名利所动，听得进就说，听不进就不说。不要高谈阔论，把心志寄托于不得已而为之的境地就够了。庄子更进一步提出：“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1］90外表上不如迁就，内心则要宽和。迁就不要太过分，宽和不要太明显。如果深陷其中就要颠败毁灭，随和过于显露就会招来祸患。庄子的意见与“君子和而不同”［11］199的意思是一致的。一个人的言行要合群，不然就很难与人相处，更不能与人合作共事，结果必然是内心痛苦，一事无成。但另一方面又要有自己的主见，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能混同于众人，否则就会随风倒，失去个性。处理人际关系要顺从自然之理。要像圣人那样，遇事谦和，遵从自然，不执拗，为人宽厚而不苛求。与人和睦相处的关键是胸襟坦荡。一切无心，自然而然，又有谁会伤害他呢？反之，以我为中心，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处理问题，怎么能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呢？庄子提醒人们，加强品性修养才能虚己容人。人能自觉修养，才有恒常的本性，有了恒常的本性，众人才会依附于他，天地也会助佑他。以虚己的情怀对待万物，就能容纳万物，心胸不畅与万物阻隔，连自身都要过不去，怎能容人呢？不能接纳他人就没人亲近，没人亲近的人就会被社会抛弃。心胸狭隘的人，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更不会为别人的成功而快乐，长此以往就会自我封闭，心生郁闷，阴阳失调，内火攻心，百病丛生，哪里会有幸福感呢？圣人对于外物，以和乐共处为快，与人快乐沟通而保存自己的天性。所以，有时不用言谈而能以中和之道待人，与人相处不久就能感化别人，如同父子相亲相宜一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自然而然地、不耗心计地喜欢很多人，也许就是个人幸福的最大源泉.”［12］146
庄子还深刻分析了人性的阴暗面，认为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和自己相同而厌恶别人和自己相异，这源于出人头地的心理。如果存在这样的心理，又怎么能超出众人呢？具有这种心理是很危险的。要懂得“直木先伐，甘井先竭”［1］364的道理。自我夸耀的人没有功绩，功成者必然毁败，名成者必然亏损，显名者令人瞩目。人们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有人会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你，讥讽你，甚至无中生有攻击你，在你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这是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因此，庄子主张无用之用，处世低调﹑不张扬、不自美。这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环境，减轻前进的阻力，顺利做事。毫无疑问，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人们的幸福感十分重要。人际和谐，遇事能得到帮助，使人心情愉悦，气机畅达，阴平阳秘，身体舒适健康。反之，时时有压力，处处受掣肘，必然会心生怨气，与人勾心斗角，耗神费力，折损阳寿，损人而不利己。
5、人生幸福系于民众幸福
庄子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他身居陋室而胸怀天下苍生，其人生幸福观的可贵之处在于正确处理了个人幸福与民众幸福的关系，这是值得称道的。他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虽然地位卑微却想解民于倒悬。他的心愿是“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1］239一个人只有泽及天下百姓，为他们分忧解难，才能拥有自己的快乐。个人的幸福不能建立在民众痛苦的基础之上。他指责侯王们：“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1］435庄子祈求当时的统治者能够修养德行，与人民共富贵，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因而只能是他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13］63。《外物》篇中的一则寓言讲述任公子钓到了一条大鱼，将之剖开腊干，使得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民众都能饱餐这条鱼，反映了他忧世济民、与民同甘共苦的良苦用心［1］483-484。庄子与民共欢乐的人生幸福观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很高尚，也很超前，包含了科学的思想基因，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张立文先生从构建“和合生活境界”的哲学高度分析了幸福的涵义：“快乐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人融入人民，与人民共同享受快乐，才是真乐；与百姓共同享受幸福，才是真幸福。”［14］9江畅先生说：“构建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要以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根本旨归。”［3］青年马克思也曾经对人生幸福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5］7由此看来，在追求人民幸福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总是不谋而合的。庄子追求自由的思想和深厚的民本情结成为其鲜明的精神标识，也为后世人们所追慕。诚如侯外庐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庄子的思想，
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16］309
结 语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境域、不同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人性的本真表现和哲学的根本任务。幸福生活，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崇高精神，它始终表现的是‘一种针对过去的不满，一种身处现在的应对，一种朝向未来的期待’。”［17］庄子的人生幸福观代表了当时小知识分子阶层对幸福的理性思考与共同追求，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合理选择，具有历史进步性，对当代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进步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人生幸福需要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心态，是挣脱了物质名利的桎梏，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与升华，超越了动物性的生理需要，人性的本真和人类理性得到了充分彰显。最根本的是人生幸福不仅是个体的感受，而且更主要的是系于全体民众，只有全体人民享受到了幸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人生幸福，这样的人生幸福才是可持续的，值得赞美的。其人生幸福观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方面主要是存在着过于理性化的问题，脱离了社会现实。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评价确实具有某些主观性，不同人的幸福感也会有不同层次的内容和表现。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人生幸福观毕竟会有客观的质的规定性，即有确定的内涵，也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这就是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这无疑是一条无可辩驳的公理。在物质资料极端匮乏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条件下，人们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幸福感。只有当人们在物质生活上无忧无虑时，人的自由、民主、文化、教育、价值、尊严等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幸福。因此，人生幸福应该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涵的社会范畴，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不仅体现为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质的提高。另外，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8］。人生幸福也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具有社会性，并非完全依靠内心修炼就可以得到的，尤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只有通过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共同奋斗才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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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辉，1957年生，男，汉族，安徽省亳州市人。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大经济学专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思政部原主任，高级讲师。安徽省哲学学会理事，安徽省庄子研究会会员，亳州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