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9/3/25 14:57:33
淮河文化的自信与创新
史向前
“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成为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建设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整体性与系统性，也有其地域性与差异性。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是该地域的突出优势与发展力量，也需要进行辩证性的扬弃与创造性的转化。一句话，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又要坚持文化创新。
安徽地域文化一般大致分为三块，即皖北淮河文化，皖南徽州文化与皖中的皖江文化。其中皖北淮河文化最为久远而厚重，在安徽地域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皖北淮河文化的特点
皖北文化主要属于淮河文化圈。完整意义的淮河文化圈，跨豫皖苏鲁四省，与荆楚、齐鲁、吴越文化并立而互渗。安徽境内的淮河文化圈，则主要指淮河两岸自亳州、阜阳至淮北、淮南一带的皖北地区。淮河是道家文化的母亲河，淮河文化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摇篮”。其中的安徽地域养育了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夏侯玄、嵇康，华佗、陈抟等不同时代的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如果加上豫西、鲁南、苏北等淮河流域上下游在内的完整地域，几乎包括了道家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与流派，故被称为中国道家文化的“摇篮”。由此给了包括皖北在内的整个淮河流域奠定了道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文化取向上的种种特点，成为了淮河人民的文化基因，在民众的血液中流淌。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儒家以外影响最大的一家，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生取向是自然纯朴，古道是尚，诚实守信、不假文饰，直道而行，重农轻商，尚勇争气，反对强梁，等等。这些文化品性或文化取向都是由“直道”而来的，故一言以蔽之，曰“直”。
“直”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基本有二，一是指直率、坦诚，二是指正直、公正。正直的人不一定遇事直率，而直率的人不一定出于正直。基于道家文化底蕴的淮河文化究竟倾向哪一种的“直”呢？试看有关史志、文献对淮河民俗风情的记载：
元末历官淮南、镇守安庆的余阙总结淮南的风俗特点说“其民质直而无二心，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其才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元·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
曾任明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指出：“然一颖（颖州）也，昔何旷夷质直，庞乎天地中气也；今何习狙攻谲，天地之中气销铄无余，宁独教化不行，纲纪凌迟哉！”（明·万历《颖州志·序》）
乾隆年间知颖州的左辅记颖州民风：“气即嚣凌，尚勇争而弗知礼让。……以聚众劫杀张威风，寻仇报复为义气。”（《念宛斋集·官书》卷三）
清末刘庠说淮北民风：“率刚厉，少蝉缓，质直不文，得古强毅果敢之气，而民之好勇斗狠亦由是焉。”（清·同治《徐州府志》卷十）
“（凤阳）民性朴直，而尚俭素”，“民直遂而易导化，士尚气节而薄委靡。”（清·康熙《凤阳府志》）
“亳人秉性质直，好尚稼穑。士大夫多慕高节奇行，女子亦多节烈。”（清·光绪《亳州志》卷二）
《太平寰宇记》记载蚌埠民风：“性率真直，贱商务农，其食杭稻，其衣棉布，地带淮河，可通舟楫。”
今人蓝渭滨在《江苏徐海之农业及农民生活》一文中说：“徐海人士（按：包括皖北的萧县、砀山等地）向具武侠之风，……而文事不与焉。其性格则悍直不狡，慷慨激昂，刘邦之‘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与项羽之‘可取而代之’之气概，尤不减于当年。”（《农业经济》第1卷第10期，1934·10）
从上文有关淮河民性的历史记载可见，说的最多的就是“质直”，与此相关的还有“朴直”、“真直”、“悍直”，以及由此而来的“尚勇”、“轻悍”、“任侠”、“雄桀”、“义气”等等。如此的记载及评价未必准确，也非全面，但也反映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如果说“正直”是一种更为道德的文化品性，淮河文化则明显属于一种有别于正直的“质直”品性。
质直即质性率直、率真，无有邪枉、欺诈。其表现是直截、直朴、直观、爽直、耿直、刚直，等等。语出孔子的“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淵》）。这是人生的质朴之性，也即人生的天然之性。孔子说的“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即指此言。“直”既然是人生的本有之性，它便是人之为人所不可或缺的。大清名臣曾国藩家书有句名言：“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说的就是这种质直的本性。其实人生之初都有这样一股倔劲，凡事总是直来直去，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欺骗说谎；长大后才会逐渐变化，所谓的“成人”、“大人”即是懂得委曲求全，变得含容自制，不再如此的直来直去了。有生之物的本性或天性都是这样，都具有这种“生性”，诸如生动、生机、生硬、生猛等，一言以蔽之，总是一个“直”。孔子说的“性相近”其实就是近于直，它无所谓道德善恶，故孔子不以善恶论人性。
正直即不偏、不曲。语出《尚书·洪范》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清人孙星衍疏解曰：“此三德谓天、地、人之道。正直者，人道也；刚克，天道；柔克，地道。”作为“王道”社会的一种政治人格，“正直”无疑是一种兼有刚柔的、比较理想的道德品质，但偏于刚克。这是刚、柔这对矛盾关系决定的，也是直的性质与要求决定了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直呢？汉儒韩婴说的很明确：“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韩诗外传》卷七）正直者顺从道理，不会因安逸而放纵，也不会因危难而冲动。明儒陈确又说：“君子之言以当理为直”（《陈确集·别集》卷一），进而强调了“当理”的重要性。总之，“正直”主要是就直于道、直于理而言的。只有知道、明理的人才会具有正直的品质。
（二）皖北淮河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望。一个地域、一个群体的文化也是这样，也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文化价值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1、历史悠久，农业发达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尽相同。大概言之，则有质朴与文华之分，这从中华民族的两位祖先，即炎、黄二帝开始，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周易·系辞下》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管子·轻重戊》曰：“神农作，树五榖于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榖食。”炎、黄二帝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之前的炎帝因教民农耕、制陶、医药，故谓之“神农”，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之后的黄帝因制作衣冠、宫室、文字，创造了中国的礼乐文明，被称为“人文初祖”。农业文化当然也是人文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根本的方面，但正因其根本，相对而言，则又质而不文，故有“文事不与焉”的评价。人们之所以称“炎黄”，而不称“黄炎”，除了炎帝稍早于黄帝的史迹，也是因为这种农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本质与先进地位。这是滋生道家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
淮河流域正是炎帝部落势力长期统治与影响的地域，据说他的出生地也在南方的楚国。淮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而且因其“地平壤厚，得中土之和气，百物以蕃，众庶以集。”（光绪《亳州志》卷一）无论稻作、旱作都适宜种植，农作物品种多样，农业生产一向发达，自古就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于是有了“好尚稼穑”、“贱商务农”的风气。早期发掘的贾湖、双墩、大汶口、凌家滩等文化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原始第一村”的安徽蒙城尉迟寺新石器遗址，因其规模宏大、完整的史前建筑和众多的农作物遗存，引起学界空前震动，展示了淮河流域原始农业5000多年前的灿烂文明。
2、民性质直，行为好义
《论语·颜淵》载孔子曰：“质直而好义”，说的是性情直朴的人会喜欢义、追求义。这是孔子要求的追求仁义的君子人格的基本品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是孔子的名言。不过，孔子更有“吾从先进”的名言，说的是文质彬彬固然最好，但如果质朴少文与文过其质相比较，我宁愿选择质朴少文（见《论语·先进》）。称说的正是楚国“南蛮”、淮河民性中的质直而少文。曾经盛赞后进周文的孔子为什么会更加看重先进“南蛮”的质直呢？原因在于，文乃饰质者，故质重于文。质之所重在于它更接近人生的道德本性——仁义。正如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就是“直”，木讷就是“朴”。宋儒程子曰：“‘刚毅木讷’，质之近乎仁也。”（《二程遗书》卷四）只有性情直朴的人才接近并可能成为仁人君子啊！
“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质直”本身无所谓道德，但却是道德的基础。就此基础来说，质直也可以说具有道德性，故曰“质直而好义”。这是皖北文化最值得肯定的价值与自信。《国语·周语下》曰：“义，文之制也。”韦昭注曰：“义，所以制断事宜也。”这是关于义的最早解释，也是后世对“义”的标准界定。义之所以为义首先就在于“制断”，也即果断、果敢、直率、直截。“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神州啊！…”只要一听见这歌词、旋律，人们的胸中就有一股侠胆义肝的精神激荡，原因就在其中那种没有片刻犹豫的制断之气，或曰勇气。有此则有义，无此则无义。制断的一大表现即是担任、担当，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任重而道远，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能担当得起来。从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端，到当代农村改革的发源，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担当起来的。制断的另一表现就是坚守、坚持，即“得古强毅果敢之气”，“而无外慕之好”；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自足、自信，重传统、传承，不会轻易受到外部文化影响。习总书记说，“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这种“悠久文明”指的主要就是中华农业文明，之所以一直延续而没有中断，依赖的就是这种对于传统的坚守与传承力量。人们总是抱怨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慢，农业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这种“好义”的文化基因。就此而言，淮河文化于中华文明之延续又贡献莫大焉！
3、生命茁壮 英雄辈出
《易·系辞上》曰：“安土敦乎仁”。有土才能安定，安定才能敦厚，从而成就人的原始生命以致道德生命。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过，“真正的人才从乡间出”。乡间就是乡土，就是乡村、农耕，它使你的身体结实、健康，精神也简单、纯洁。这是保养生命的基本要求，也是成就智慧的基本素质。人生需要脚踏实地，接上“地气”（自然、、本色、新鲜；不娇惯、不做作、不看图、原生态；勤快、劳作、能干、结实；知足、平和、平淡、舒坦；广阔、田园、菜地、家务；平房、邻居、相望、通情；俭朴、善良、厚道、本分；关心、体贴、热心、真诚。）城市的马路太硬，人心也硬了。城市里出小聪明可以，很难出来真正伟大的人才。因为他的生命不成，不够茁壮，聪明才智发不出来，所以城市里对小孩的成长其实不利。城市里当然也会出真正的人才，那是他的教育一直未断地气的缘故。毛泽东当年发动城市干部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后人多有批评，然而从成就仁人的资质来看，无疑具有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之所以说“吾从先进”，就是“先进”的地气充沛，生命茁壮。乡土社会中的人固然也有其缺点，但缺点不在其有乡土，而是埋入乡土难见文明，或者说是只有“地气”而不见“天气”。
“自古淮上多豪杰”，楚淮除了地广人众、经济雄厚等外在因素，更有其道家文化基因的内在原因。一般认为淮河流域多出帝王人物、英雄豪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失人生原有的茁壮生机与直朴本性。淮河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体型长大，胆力绝人，生活简朴、豪气干云、讲义气、重友情。从此出发，他们往往率性而为，以至轻死易斗；敢于反对强梁，以至革命起义；或者坚守不移，无外慕之好，也无流俗之弊。如同难治的淮河，历史上的淮人也多被视为难治。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轻死不移的禀性。老子说：“民之难治”（第75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说的是一般情形，却更是对其自身“质直”品性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总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是唯一打败过秦的，六国灭亡后，楚地的反抗也最厉害。秦国在统一六国中遇到的最大抵抗与对手就是楚国，最后导致秦朝灭亡的也主要是楚国的力量。从陈胜、吴广，到项羽、刘邦，一色的楚国英雄，而且都是淮河文化孕育出的英雄人物。汉唐以下，同样是人才辈出，屡屡左右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舞台。正如近人梁启超所说，“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诚哉斯言！
（三）皖北淮河文化的创新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淮河文化如何实现创新、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1、文质统一，建设文化淮河
“文”即纹理、文采，统指人类创造的文化、文明；“质”即本质、实质，也即自然禀赋的天性、资质。文与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关系范畴，二者具有体用、隐显、动静、华实等诸方面的统一关系。“质”代表本体、隐晦、静态、朴实的方面，“文”代表了作用、动态、明显、华美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文与质的配合相称，反对文与质的偏重相胜。可以说这是儒道两家的共同主张。但因为一者高举道德，一者崇尚自然，因此一般认为儒家重文，道家重质，这是有道理的，其实并非这样简单。与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庸也》）一样，老庄亦然。老子的“质真若渝”（41章）、“直而不肆”（58章）；庄子的“内直而外曲”（《人间世》、“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等名言，皆是在立足质的基础上的文与质的相配并重。只是老庄多从负面讲文，而不是从正面讲，并且对于“文胜质”的虚伪、令巧、异化等现象具有足够的清醒与更多的批判，于是给人一种重质轻文的印象。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观，这种文明观可用《周易大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来概括，即认为“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止”其所当止，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这种文明观在面临着许多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的当今世界，显得尤其富有价值，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文与质是相互统一而不可分离的。换句话说，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根本的方面，但是这一根本是相当于文而言的，如果没有了文，也就无所谓质了。总之，人类具有优良的天性与资质，但还需要以文来化，以文来明，才能真正的开发、实现出来，从而达到不断的提升与发展；反之，如果没有或忽视了人文，人质不仅得不到开发，反而会失去优良，沦为野蛮之禽兽。过去有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一切，真正的强大应该是文化的强大。
今日之中国，已经进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代。禀性质直、“不居其华”的淮河人民更需要加强优秀文化的建设以增益其华，经济发展的淮河社会也更需要优秀文化为其提供丰厚的滋养与动力。为了加强文化建设创新，推进文化繁荣兴盛，有必要从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提出建设文化淮河。除了具体的文化遗产、文化工程、文化教育、文化活动等的开展与建设，更要在深入挖掘淮河文化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文化全方位地融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全面提高淮河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通过文化创新，让淮河文化从传统“文事不与”的质直少文走向真正的文与质的统一，实现庄子号称的“南华”。
2、走向正义，构建制度体系
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是道德。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需要着力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在文化上强大起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道德价值。 《十九大报告》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部分，在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掌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之后，在内容上首先强调的就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而核心价值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因此淮河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最为核心的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先进道德，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而为淮河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
道德的实质是什么？是正义。以“文德”自居的儒家之道总称仁义之道。但就仁、义二者的具体含义与相对关系来说，义又更为道德实质。仁为爱，义为制。爱人固然是道德，自制、自律则更是道德。故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义即正义才是道德君子的实质。后儒荀子更是将“义”提升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准。道家庄子也说过，“虎狼，仁也。”（《庄子·天运》）仁爱的现象既然在动物界也能看到，严格说来，它就不能称为道德。因为道德只是人文的范畴，它只存在人类社会中。义制也是仁爱的道德前提，有义制才有仁爱；没有自制、裁制的爱人不是仁爱，必然流于兼爱、博爱。正如理学出身的文天祥所说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宋史·本传》）故孔孟儒家以至中国传统之文德，一言以蔽之，与其说是仁道，不如说是义道。义即正义才是道德的实质。我们平常只说道义、德义，而不说道仁、德仁，也说明道德的实质在义不在仁。
正义的表现是什么？是制度。制义内在于人心即是自制、自律，外在于社会即是制度、规则。孔子曰：“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淵》）。质直者因其制断、直截，故好义、近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淮河文化品性中的重情义、讲义气。但仅此是不够的，这只是好义、近义，尚不是正义。正义不仅是顺情而动，更是要依理、当理而行。依理而行即是遵守社会一系列的礼、法制度。义或正义必须从性情中开发出来，从习俗中提升起来，外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才能在行为实践中，在社会治理中得到应用与实现。过去累世同居和睦的大家庭通常被誉为“义门”，所以如此，在于家人的上下长幼、男女内外、亲疏远近之间等，皆有一套极为全面、清楚的家法家规家训，即制度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讲到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时，特别强调的就是 “完善制度，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极为正确有效的，这是当今中国，更是淮河文化发展创新的必然途径。
3、立足传统，坚持与时俱进
正如自然总是不断变化，天道不断运行一样，人类的文化总是多样的、动态的，是不断生成的、发展的，因此主张因时而变，反对抱残守缺，这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文化观念。
老庄道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对儒家的仁义学说，道德教化，由此在地域文化上呈现出了民性直朴、生命豪放、行为狂狷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否就是老庄思想文化的直接体现或必然结果呢？其实未必。老子虽然崇尚自然，但老子的自然并非原始之自然或外在之自然，也是社会、人文之自然，指的是人类文明中因时而变的自然秩序与价值根源。换句话说，对于儒家的道德文化，老子并非完全反对或者排斥。“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说的是大道废止后便有了仁义。很明显，尽管仁义不是理想的秩序，但大道既然废止了，就只有顺应并寄托仁义道德的维持了。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第二八章），说的就是在坚守自然立场基础上的，不断接纳新知，顺应文化。“宜义”即有直有曲，故老子主张“大直若屈”（第四五章）。屈，通“曲”，弯曲。如果说与生俱来的“率直”是人之质性，那么若曲的“大直”，即直与曲的结合，就是质性与化性、自然与人文，两者兼备，相互统一的理想生活状态。
“礼义法度者，因时而变者也。”(《庄子·天运》)战国时代的庄子已经把老子思想从自然大道引向了人生世间的方向。其后的黄老道学以及魏晋玄学更是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儒家的思想实现了自我发展。黄老道学进而将礼、法纳入自然之道；魏晋玄学则在立足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全面接受了儒家思想，主张“崇本举末”，“儒道兼综”，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潮，引领了时代精神；直到隋唐，又吸收了佛家思想，形成了道教重玄学，是为盛唐文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也是淮河流域文化持续发展、各类人才辈出的兴盛时期。宋代以降，文化中心南移，滋生于淮河流域的道家文化开始衰微。除了其他外在的原因，从文化本身来看，似乎是迷失了自我，由本是注重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开放文化，退回到了自然自足、质直好古的保守文化。因此，今日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的道家文化，方能树立文化自信，并真正走向文化创新。淮河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的道家文化，淮河人民也一定能够创造出道家文化新的辉煌，并进而为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作者：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安徽省庄子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