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7/6/14 21:43:10
刘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巨大进步在促进了社会和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人类向自然的索取更加频繁和无所顾忌。庄子迅速而冷静地分析这一社会现象并给予评价。他认为“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胠箧》）。为避免因贪欲无限扩张而导致自然的惩罚，人类应该增强自制力，爱惜自然，知足而止。因此，庄子提出：“少私寡欲”，他认为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为现代生态建设提供了智慧的良方，为此，庄子被世人尊称“终生致力于生态文明的伟大哲人”。
审视庄子思想在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指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教授我们许多道理，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是以淡泊为大，他能使人超越功名利禄，感悟人生的至高境界；庄子思想能使我们在纷繁喧闹的世间认清自己的心灵，发现自己的本性，以淡泊自然的态度面对世间的困惑，保持一颗健康、恒久的心，庄子思想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本文仅就庄子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对生态文明、低碳生活有何指导作用作出探讨。
物我同一，顺物自然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闭幕，一个叫做“低碳”的名词，逐渐成为媒体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词。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能量要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在《庄子·天地篇》中，两千年前的古人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低碳课。孔子的学生子贡南游，路上见一位老人抱着一坛子装水浇地，费力却收效甚小。子贡就疑问，为何不用桔槔（装水的机械）来装水？老人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老人不用机械浇水，就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关于低碳生活的报道铺天盖地。丹麦首都歌本哈根大街上几乎都是自行车，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市民，以自行车代步；马尔代夫用一次特别的“水下内阁会议”，来凸显全球变暖对这个岛国的威胁，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广州地铁上有市民通过脱裤子的行为艺术，宣传低碳的理念。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假如我们不注意低碳，不从点滴做起，就会重蹈古巴比伦文明的覆辙。
《庄子》书中尤为重要的两个思想分别是“物我同一”的生态认识情怀和“万物不伤”的生态爱护观念，而其中又以“物我同一”的生态认识情怀占据主导地位。庄子所谓的“物我同一”，也就是天人和谐的意思,其中包含了三个相互制约而又联系的因素，即“人与天一”“物无贵贱”和“顺物自然”。庄子认为，自然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人只是被包含其中的，并且万物是相互蕴含，物我是相互依存的。在庄子看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地》)，“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大宗师》)。
庄子对这种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屑。庄子看到了人性的本恶，他在给予人性批判的同时，羞于与世人为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骄纵而无可驾驭的正是人心，而由此生出种种的哀怨、忧虑、喜怒、贪欲，为了满足自身欲望，王候将相丧其斯文，“丧已以物，失性于俗”，可悲可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庄子以其犀利的观察力道出人性丑恶的本质。庄子生活在“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的时代，人们对名利的追求蜕变扭曲为虚伪和贪婪。人性已被物化，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天下“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人人“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庄子是深刻的，他以满怀悲愤情刻画了从凡夫俗子上至君王臣相的畸形心态:在现实社会中杀父杀君者有之，逐兄囚弟者有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有之，大言辩辩者有之，贪财好色者有之，自以为是者有之，觉而不醒者有之，病入膏肓者有之，至死不觉者有之。人们为了追求金钱名利不择手段，欲壑难填，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我。
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庄子通过对天地万物、自然物象的玄览洞察，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认识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不要凭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的睿言就深刻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应当平等的至理。要保持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就要树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的思想。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有自己发展变化的特定规律，人们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各自的本性，遵循它们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天下最纯正的道德就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保持它们自然的禀赋和天真的性情；否则，必然会违背事物的规律，扰乱自然界的秩序，给原本和谐的自然界带来纷乱，甚至造成灾难。
比利时著名的科学家普里高津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生活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子通过对天理、人情的玄览、洞察、认知、思索，提出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慧见卓识，形成了他们极为可贵的低碳伦理思想。这种思想虽说难免带有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带有人类社会早期软弱的痕迹，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特别是从人类社会长期生存发展意义上说，都不失为一种健康的感情和思想，是人与自然必然关系的反映。在地球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思他们“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箴言哲理，反思人与自然割裂的教训，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和信仰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庄子虚静无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人的创造性，带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但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从保护地球生态、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种“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的思想是一种可贵的环境伦理思想。
“天和”为美，以“止”为德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同的。在远古农业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农耕生产受到自然严重的制约，人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儿子，对天地有着一种由衷的亲切感戴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感情也有了变化，不少人不再那么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了，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原来相亲相近的自然万物当作可占有的财物任意践踏役使，由此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给人类自己带来危害。人类向自然过度开发索取，自然也无情地报复人类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一种种资源告罄，一个个生物灭绝等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当然这不仅仅是环境伦理思想的偏差，更根源于人们思想认识的谬误和品质的缺陷。人类作为一个从自然环境中剥离出来而又须臾离不开自然环境的物种，不管智能多么发达，工艺技术多么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是，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人和任何生物一样永远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类要从自以为地球主人的误区中走出来，自觉地将人类生存与发展纳入到大自然的普遍和谐之中，在大自然庄严统一的秩序中，发挥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任何践踏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都是无知和罪过，最终导致的是人类生存质量的降低。
美国生态学家EP奥德姆在《生态学基础》引言中写道：“和各种科学一样，生态学在有历史记载以来，是一个逐渐的，虽然是间歇的过程。希波克拉特斯、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实际上都包含明确的生态学内容。”中国道家的传统思想,有些已成为西方生态哲学家的理论依据或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把人还给人。如何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倡导生态文明？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庄子》的给予我们启示是：首先是知于道，领会现代性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之道，让生命的意义回归到生命本身，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在庄子心目中，天、地、人和物是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天地》)。“至德之世”不仅是一幅历史意义上的社会蓝图，而且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道德理想，可以说，“至德之世”是庄子穷其一生的不懈追求，也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庄子描述理想社会的“至德之世”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不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人与万物也和平、平等相处，比儒家的大同更加“理想”。所以庄子认为上古是人类道德天性最完善的时代。为此，老子提出了“知止”，庄子提出了“天和”的思想。这既是他们为人生设想的终极追求，也是他们为实现天人和谐提供的方法。“止”、“和”的语境意义上可以看出人在其中的主观能动性，人不是不为，而是为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为得达到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境界。庄子把“中和”称为“天和”。“天和”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佳状态的中和美、平衡美。庄子不仅把与天地和谐视为人生最大最美的追求，还把它视为人生最大的欢乐。要实现“天和”、“天乐”就要下番“原天地之美”、“明天地之德”的功夫，修炼具有“知止”之德、“天和”之美的圣人之心。只有具备了朗照天地、洞察道体的圣人之心，才能做到“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从而平等、宽容、仁爱地善待天下万物，做到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实现人生终极追求和最大欢乐。
庄子把人看成是宇宙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体没有价值优劣之分，都是平等共存的。人和自然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人不能成为自然万物的中心，自然万物也不能成为人的中心。正所谓“万物一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至乐》中可以得到证明：“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人本身就是自然的要素之一，这就决定了人应该顺应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甚至人的生产和发展也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律而进行，即庄子在《庄子•天运》中所说的那样：“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必须说明的是，庄子所说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指事物“自己如此的”、“天然的”、“非人为的”的一种状态。
庄子主张循自然、循天道，并不是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老子·第25章》）把人提高到与道、天、地同为域中四大的地位，这就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这个灵明之物同地球上其他生命体区别开来。天地万物中唯有人才具有这种理性和自觉，也唯有人类才能对天地万物的和谐负起责任。天地和谐了，环境优美了，人的利益和价值不但不会贬损，还会得到保证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以“止”为德、庄子以“天和”为美的思想，是一种高尚、美好的思想。从环境伦理意义上说，他们所表达的依然是对人生事务的关切，追求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环境。
天地往来，敖倪万物
庄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国间的争战带来的残酷场面让这两位哲人痛心疾首。争战最激烈的方式莫过于战争，战争造成的污染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约有700余口油井起火，每小时喷出1900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造成了全球性污染，地中海、整个海湾地区以及伊朗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石油雨”。1999年，由北约飞机轰炸潘切沃炼油厂等设施造成的污染，至今还影响着原南斯拉夫及周边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
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环境的保护相协调。为了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正在重新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奉行庄子“天人合一”观念的到家思想,正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深邃的生态智慧,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道家的生态环境思想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意识的最集中表现。
在自然这个要机体中，人是其中的一环，人的能力在自然面前是有限的，人类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可以得到它的恩泽，否则只会遭受惩罚。要顺应自然，就要有“德”。庄子认为“天与人不相胜”（《大宗师》），强调“万物一齐”（《秋水》），彼此间各有千秋，不分上下。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公平地对待自然万物，因而庄子提出了“物无贵贱（《秋水》）之说。在此基础上，庄子呼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胡作非为，庄子予以强烈的谴责：“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骈拇》）进而庄子警告说，如果刻意用外力改变自然，“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在宥》），就必然造成“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等灾难性后果。庄子认为，这个统一的自然界并不是枯燥的、乏味的，而是生机一片。“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人与动物是无差别的，正确与错误是无差别的。他寻求一种心灵的自由，期望着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他认为：“汝徙处无为，而物自化。堕而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幸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不离身。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故自生。”（庄子《在宥》）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着对自然的追求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他认为只有与万物混同一体，方能得道。这种追求自然的和谐无疑是庄子笔下最奇幻之处，也是强调“万物不伤”的生态自然之路。
当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活动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及破坏,远远超过了庄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温庄子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思想，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基本矛盾。庄子以长梧封人种地的经验为例告诫人们，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庄子反对人们以“鲁莽灭裂”的残暴手段肆意破坏自然，主张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条件生产财富。在功利主义的世俗社会里，不但物远离了物自身，人也远离了人自身，人与物相互支配，其自然性永远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我观物”，使人与物的分际愈加鲜明。有用无用的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物的存在方式的异化状态，而且刺激了人的物质欲望；于是在向近代文明迈进的过程中，人类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肆意践踏生物物种，导致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语境下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就应该去除这种价值观念，对物以“无用之用”待之，恢复物之为物的自然属性。在庄子看来，要恢复物的自然属性，除了消泯主体性，放弃对物的工具性价值判断之外，还应该“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也就是说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事物本性。
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庄子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代生态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为了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西方许多生态学家一直呼吁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找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试图重新发掘文学中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种语境下，庄子的生态观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万物不伤，自然洒脱
庄子主张用非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对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十分有益。《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指出，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载力的15%；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是1.6全球公顷，也就是说，平均每人需要1.6公顷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土地，来满足其生活方式的需要。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在147个国家中列第69位，这个数字低于2.2全球公顷的全球平均生态足迹。事实上，中国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生态赤字情况非常严峻。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欲望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越来越追求感官享乐；随着竞争的激烈，人们越来越追求成功。所谓欲壑难填，欲望成了现代人痛苦烦恼的渊源。不可否认，当今世界是物质文明极度繁荣的世界，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当今时代是全民心灵极度孱弱的时代。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之一，也是当今倡导生态文明的主题。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注：《尚书•大禹谟》）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则充满着感激赞美之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注：《易•上经•乾》），“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注：《易•上经•坤》）。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注：《庄子集解•天道》，中华书局，1954年第1版）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大本大宗”：“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激发起庄子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处世的优患感，他的沉痛隐忍的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优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针对环境的日趋恶化，庄子及时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命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夫明白转天地之德者……谓之天乐。”(《天道》) 庄子主张“绝圣弃智”、返朴归真，回到自然，顺应自然。因此，他要求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无以人灭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与物”，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故庄子满怀深情地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正处于农业文明初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激发起庄子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处世的优患感，他的沉痛隐忍的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优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庄子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代生态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只是提出了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原则性思考，热情地批判有余，理性的设计不足。加之又是借助寓言形式表达，更使人觉得芒忽姿纵。另外，庄子乃至整个道家生态观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取法原始自然、尊重史前道德、崇尚浑沌审美。庄子把发展经济、提高技术同保护环境视为对立物，主张把人类社会永远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甚至倒退到蒙昧时代。这种法自然而反社会、尊道德而轻功利、尚审美而斥技术的思想倾向，不仅与现代文明的价值信念正相反对，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行不通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对道家这一思想提出批评：“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注：《史记•货殖列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当然，这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的高度合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仍然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庄子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保我本色，低碳人生
人生是短暂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类与草木比年岁不短，但与历史长河和世界宇宙相比，就显得渺小而短暂。庄子说：“人生如白马过隙，匆匆而已”。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相关的危险对人类所提出的挑战与生态学的发展相呼应，人们普遍的生态观也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出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提出。《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认为：把自然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就必须跨越这两个障碍。消解“我”与世界的对立,使个体融合在自然之中，从而得到一种价值上的提升，通达天地万物的本性，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必须超越有限的时空,挣脱现实的客观世界的系缚，回归于人自身的自然,即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面对无法摆脱的尘世精神的牵累和凡俗情欲的煎熬,往往只是在世俗的价值体系中转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古代贤哲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就是一根“阿凡达”的“尾巴”，在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上，必须有我们先人所领悟到的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有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功能。否则科学很多方面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人类来说也许就是一场福祸相伴的悲喜剧，甚至是一场灾难。人类与自然，只有处于和谐之中，我们才能够长久生存与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在人们享受物质财富急速膨胀的同时，气候变化的阴霾已悄然笼罩。20世纪80年代，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始逐渐被人们正视。但是，气候变化究竟达到哪种程度是危险的，气温升高多少将是自然界的临界值，并不是一个容易确定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温室气体咨询小组1990年报告指出，2℃可能是“一个上限，一旦超过可能招致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风险，其恶果将非线性增加。”德国联邦议会的研究委员会也试图确定可接受的范围，认为每10年气候变暖超过℃将对森林生态系统非常危险，德国政府的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1995年发现，2℃应该是“可容忍的”气候变暖的上限。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比尔•哈尔博士说，平均气温不能超过2℃，这是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存的底线。到达这个临界点，将是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开端。IPCC副主席马丁•帕里教授说:“当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在1~2℃之间，很多人遭遇水资源短缺和洪灾的风险将增加。气温升高超过2℃，产生的影响将更巨大，全球将面临农作物减产、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疾病增多。”更为凶险的末日预言来自英国独立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他认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接近3℃，且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超过500ppm（体积浓度：百万分之一），海洋及热带雨林都将净排放温室气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吸收二氧化碳，这将把全球平均气温推高6℃，海平面上升至少25米。那时候，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90%的物种将灭绝，人类数量可能减少80%。不知不觉之间，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已危如累卵。
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中写道：“生态学的第三个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庄子则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本性，因而是有害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马蹄》）泥土和树木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但是人类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人为的技术改变了它们原始的自然状态，因而也破坏了它们的完美，使之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任何技术的成功都是以毁灭某些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纯朴不残，孰为牲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故残朴以为哭，工匠之罪也”（同上）。其次，庄子认为技术一旦出现，人类便很难控制它的发展，势必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笡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弓弩毕弋”、“钓饵网罟”、“削格罗落”代表当时的先进技术；“多”，则是强调技术的使用过多过滥，已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盲目滥用技术的结果则是“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整个自然界失去了原有的和谐、秩序和完美。“在生态学上，和在经济学上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项技术都要付出某些代价。”（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森林面积迅速减少，野兽寥寥无几，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已属罕见之物。这一切说明，庄子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庄子主张采用碳低技术，即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接近于自然的技术，反对那些所谓高效率、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大的技术手段。同时，庄子的目的也是告诫踌躇满志的人类，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技术作出深思熟虑的理智的抉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万物一齐，境喻人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永续发展。任何文明的产生都伴随着相应伦理道德理论的支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命题，尤其需要在伦理学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这对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思想主题，这种长期由来已久的生态智慧成为后世生态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萌芽。我国学者林红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智慧、创造力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负责任融合为一体，千方百计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急于改变落后、贫困、造福民众等因素驱动下，提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等现代东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通过行政手段付诸实施。”生态教养是美国学者大卫•奥尔在1992年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行为之所以产生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在于人们缺乏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全面关系的认识，因此，他主张要进行新的生态教育，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需的生态教养，以便引导人类顺利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后现代社会。
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建筑物越建越高，但我们的境界却越来越低；高速路越修越宽，但我们的思路却越走越窄；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食物，但营养状况却难以平衡……我们已经征服了宇宙外层空间，但却好象遗忘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都市文明的生活，使人已不再和泥土或自然有任何接触，田园生活那种优美而富有情调的方式亦已被毁坏。
我们深知，生态文明主要指工业文明之后，为了纠正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文明危机”而出现的文明，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庄子的生活环境比老子的境遇更为惨烈，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危疑处境有着更为痛切的感受。庄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像存在主义者在经历世界大战的普遍灾难之后所描绘的人类“极端情境”（extreme situation）。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危机感是普遍存在的，像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极端”情况有更为深切而敏锐的感受，这是形成他避世态度的根本原因。由于庄子处于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因而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就成为他所忧虑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些君王，打着“仁爱”的旗帜，想要奴隶更多的百姓时，庄子却说：“利泽施科世，不为爱人。”“利泽施科世”，就该像阳光雨露一般自然。百姓就该生来便享受“利泽”，享受“仁政”。同时，他主张“常固自然”、“不以人动天”，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庄子其实非常明白人类文明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他在《齐物论》中写道：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一段中，庄子一语道出了文明的本质，不过用了一种相反的次序。没有人的世界，的确就是一团混沌，就算有花有草，有鸟兽虫鱼，仍然是一团茫茫的寂灭。这时虽有各种不同的物，没有人去分别，也就等同于“无物”。
当代社会的另一大危机或困扰，是环境问题。物种灭绝造成的生态失衡，是环境危机的重点之一，其根源即在于人类中心主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都叫嚣了几千年，中国有所谓“人定胜天”、“天地之性人为贵”；西方则讴歌说人类是“万物的精华，宇宙的灵长”。经过工业革命以来片面强调发展的功利主义的催化，现代人更是习惯了无情地将万物视作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料，对生灵加以摧残、虐杀。人必须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源，这是没问题的，但要注意“度”的把握。事实上，长期以来，近现代人对自然、动植物的摧残，是远远超出了应有之“度”的。更多时候，人们已不是在寻求生活需要，而是出自奢欲、虚荣和暴力倾向的宣泄。要改变这一现状，光谴责某些现象是无用的，必须从根源出发，消解掉人类中心主义的魔障。而庄子思想，正是最有效的“催化剂”之一。他认为：人并不比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更高贵，万物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我们不但不能轻视视它，而应该尊重它。今天，自然界已经遭到巨大破坏。但依然有些人雄心勃勃地扬言要征服世界、主宰自然。我们应该以一颗平等待人之心去对待自然，去关爱自然。
庄子曾用一个“化”字，描述了大自然生命体演化变迁的过程。现代生物学根据形体构造的复杂精密与否，为各种生物划分了从低到高的等级，“顺理成章”地将人放在了生物的最高端。而庄子则不然，在他笔下，任何生物，在自然天道面前，都有着平等的生存价值，甚至在生存方式、审美观上都可以对等地互为参照。庄子指出，万物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正处”“正味”“正色”。人类的标准并不适合万物，没有资格作为万物的共同标准，如果把人类的标准滥用、强加给万物，就是“以人灭天”，对万物构成伤害，因而人类必须尊重万物的天性。庄子思想中的万物平等观十分独特，对于如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传统思想资源。时代前进和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庄子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的意义和价值，庄子较好的提出的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具体方法。对我们要实现在和谐、高效、健康、文明发展理念主导下的绿色循环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消费方式，有着良好的现代价值。
安徽蒙城县政协办公室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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