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庄子研究会 时间：2017/6/1 23:15:43
安徽蒙城县政协办公室 刘勇
古往今来，许多人纵情忘形于山水之间，与大自然为伴，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逍遥境界。陶渊明描绘的桃源仙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悠然，不仅令文人墨客，也令许多达官贵人魂牵梦萦，衷心向往。即使已经走上儒家进取之路，也念念不忘“迷途知返”。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九章》)。老子在周朝日衰之际，毅然出关隐居；庄子则干脆拒受卿位，无为处世。后世人们往往深怀归隐情结，这种情节是寻找心中的那片“乐土”，也是一种寻梦，让心灵有个诗意的栖息之地。所以，乐土一直是古代文人墨客追寻的一片热土，在文化的熏陶中，也让市民对乐土有了想往，于是，乐土成为人民心目中“圣地”，也为此不懈奋斗。
一、乐土象征着和谐的社会
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乐土”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源（以下简称桃花源），一个是老子创造“小国寡民”中所描写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81）为“乐土”的描绘提供了一个蓝本。或是出于一种偶然性，但都体现了人们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就思想渊源而言，乐土应当来自《诗经•魏风•硕鼠》中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桃花源诗》中所描绘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正是人们梦想中的一方乐土。
庄子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道德沦丧、世道纷乱的现实，但他不是从现实和未来，而是从远古中寻求自己的理想社会。因此，他的药方是很可笑的，虚无的。庄子把理想的世界描述为“至德之世”，“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猿氏、赫胥氏、尊卢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乎君子小人哉!”“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不传。”“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4]对理想的社会，庄子还有另一种称谓，名之曰“建德之国”，“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建德之国的百姓，朴实自然，做人做事不求回报，尽其本性关心他人，没有个人占有欲望，所以人人快乐、生命清新。尽管庄子描绘得不同，但各篇中的理想社会都有其共同的特征。这个社会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地运转，人的行为完全出自人的本性,真率而少伪饰，和睦相处，心地淳朴，时代久远，生活原始。
而我们细读《南华经》，我们会发现，乐土真正美好的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而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和谐社会的缩影，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的缩影。《礼记•大道之行也》中说，当“大道”实行的时候，就应当是“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南华经》中的描写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可见，庄子描写美丽的“建德之国”，就是用逍遥所寄寓的和谐来喻指自己理想中的那一片净土。不过，现实社会中已容不下这样一片美好的土地，作者只能将之放在幽深的林中，将之作为理想的寄居之所，作为对自己心灵的一点慰藉。
庄子是把“情”寄寓于自然的“理”中，不是世俗所谓“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情”。那是天地之间的至情，至情则似无情，所以庄子认为“人故无情”。惠子所说的情，是人生界的情，人生界的情，必有苦乐，因此庄子批评惠子只知道“逐万物而不反，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诗意地栖居”作为对人性深层的赞美与思索，意在使人们在道德缺失、诗意匮乏、人被异化的时代环境中，以“诗意地栖居”来反抗人性道德缺失和现代技术的威胁，在诗意中实现自我而回归到人类的本真。
克罗齐认为主体思想运作的“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庄子栖居于天地之间，无所待，无所畏惧，安时而处顺，游刃有余，化身为蝶，不仅知己之乐，更知鱼之乐。这是一种大美无疆的栖居，一个不可复制的唯一。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诗意。
二、乐土寄寓了美好的逍遥
庄子认为万物齐一于“道”，要求人们做到“遗弃世故”，“不为物役”，纯任自然，保全其天真。他希望回归到那种原始、蒙昧的社会之中：“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更是将这种社会理想具体化、形象化了。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没有社会制度、没有技术发明的初民原始社会，自然素朴，率性而为，显然不需要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规范，用不着君子圣贤来治理，通过纯任自然，消极无为，天地人一体，就能达到“无不治”。
如同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失去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一旦失去了就难以回来，而离开那里的人的生命会迅速衰老。美好的东西一旦失去，时间似乎也就失去了意义。庄子心中的“乐土”饱含一定情感的形象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意象”。用朱光潜的话说，美就是意象。同时，芦苇、白露、长河、岸边、水中央等等有机构成一幅完美的水乡清秋图，令人悠渺难测、心驰神往。这些景物是随着“伊人”难以追逐的脚步而变换，又共同为“伊人”编织一个若隐若现、缥缥缈缈的虚幻美景。乐土不是什么仙境，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这种境界，可能存在于桃花夹岸的清溪，可能存在于万山环抱的幽谷，但更有可能存在于人们清冷澄澈的内心。有学者指出，这一出“集中地表露出庄子祖的理想国或乌托邦”，“这样一幅太平世界的桃源乐土，正是庄子的‘清静无为’的实验场”。郭沫若曾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他（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闻一多也认为“中国文艺出于道家”。 “庄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可见，庄子与《诗经》有深厚的渊源。
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提倡尊重道，追求“应之自然”的艺术本色美。人如果在精神上达到和“道”合一的境界，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使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那么可谓进入了逍遥之境界，庄子以其广博的知识，独特的浪漫风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等是非，齐物我，一死生，以超尘绝俗的眼光审视人世，使人获得完全的解脱。在他看来，他的归隐田园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终于挣脱了枷锁，终于勘破迷团，走向新的自由理想境界。他抛弃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利禄，超越田园生活的劳役之苦，艺术地观赏大自然，从中领略生命之外的意义。他发现自然美，认识自然美，同时也在大自然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他久受扭曲的灵魂终于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得到复苏。
庄子返璞归真、超凡脱俗、充满浪漫精神的价值依归，与出自世俗人情、经世致用的儒家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庄子看来，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悲欢离合，一切原不过是过眼烟云。效法自然，听从自然之道的召唤，超然通达，才是疲惫的心灵休养生息的港湾，才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的唯一出路。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乐土圣地”在庄子思想的引领和熏陶下，返朴、超脱、恬淡、逍遥、归隐、自由成为人们内心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也为人们追求乐土之地提供了很好的精神支持。
三、乐土寄寓了一种理想
在庄子作品中，他试图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世隔绝、封闭自足的乐土。在那里，没有战争动乱，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等级制度，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人们热爱劳动，自由快乐，与世无争。陈寅恪先生说“庄子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的确，“乐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以及生活态度，成为他人生艺术化的诗意归宿。此后，“乐土”变成了一个富有文化内含的“符号”，成为人们苦苦追寻，充满向往的精神家园。每当遇到人生失意、仕宦挫折、时局动荡、战乱漂泊之时，“乐土”情结就会重现。在文学的作品中，乐土所表达的情感，人生界的情，固然可贵，但与自然界之理共通的情，境界更高。人生的感情，常带有主观的色彩，王国维称之为“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舂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王国维称为“无我之境”。“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认为写入乐土之情，未始不好，但不如与自然界之理化合的情为高。
《庄子》提出的“建德之国”的设想，可以说是乐土成胎的母体。一个“乐土”的史前史。庄子认为治理国家，贵在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有抚爱这些天下的老百姓，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聚居生活。在我们看来，乐土只不过是人类心里的一个梦。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不一定事事都能如意。按照佛家的说法，生、老、病、死都是苦，我们在苦中如何作乐？要给自己留个空间，留个幻想。这就是人类本身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诗人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我一定要离开你，到那个乐土去。又说“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这首《硕鼠》，表示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想象有一方乐土、乐国、乐郊可以逃避，可以寻找到自身的价值。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社会正处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转型阶段，由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点出了奴隶制社会中被剥削者的苦难，并提供了一个所谓的“乐土”，无疑是在鼓励被剥削者从奴隶主的枷锁中逃离，因此诗歌的逃离色彩远重于反抗色彩，封建地主构建了一个所谓的“乐土”来满足劳苦大众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愿望。与《诗经》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乐土和庄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社会想象相一致。与理想国和乌托邦的浓烈政治色彩相比，“乐土”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存在，满眼都是良田美池、男耕女织这样的农耕文化场景，它是陶渊明对史前时代古老文明向往的反映，追求的是尧舜时代“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无为而治、无剥削、无阶级、无君、无道、无赋税的“大同社会”。
结语
庄子所描述的“上古社会”与《诗经》里的“乐土”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那时，国家和朝代的概念是完全淡化了，整个地带消除了阶级剥削和掠夺，人人平等，和睦相处。这彰显了“于何劳智慧”与“绝圣弃智”的直接继承。追求快乐和幸福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目标。《淮南子》将获得快乐的方式分为“以内乐外”和“以外乐内”两大类。“以外乐内”，是依赖追求外在的物质享乐来刺激感官，以求欢乐。“以内乐外”，则是指行为主体以内在的精神修养、平和的心态和审美情趣去感受外在事物的美好而获得的欢乐。《诗经》说：“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又说：“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似乎那样的诸侯国才适合人民安居乐业，乐土也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梦想家园，。
安徽蒙城县政协办公室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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